对于崇祯的问题，陆澄源、钱士升等官员顿时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些官员一向不喜欢翻阅钱粮的账本。
他们视亲民官为俗吏，把自己看做是维护朝廷大义的清流。他们虽然喜爱钱财，但是却又把钱财视为阿堵物，羞于把钱财账目挂在嘴边。
他们大概知道，一座园林、一副字画、一块好墨价值多少，但是他们很少会去关注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过的。
他们也许会因为同情小民的苦痛，念上两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是绝不会凑到平民的身边，问他日子过的如何，一年的辛劳可能吃饱饭。
在这些官员的心里，民就应该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不应该是活生生的生活在他身边的奴婢和佃农。
就比如他们可以站在皇极殿内，对着崇祯指责他与民争利，但是回过头去，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道德，释放一个奴婢，和免去一亩田的地租。
如果向他们询问这个问题的不是皇帝，恐怕这些官员早就跳起来对崇祯喝骂上两句，“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然后就要同他这个小人割袍断交了。
而即便年初时被崇祯用《宛署杂记》教育了一番，也许京城有些官员的确会去了解物价，以便应对崇祯有可能的询问，从而得到一个平步青云的机会。
但是，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是不屑于干这种事的，比起崇祯的赏识，他们更渴望能够通过向皇帝或是执政大臣发难，竖立起自己刚直敢言的清誉。
而事实上，关于大明百姓的收入问题，除了户部的几位官员外，殿上的其他人也一样不怎么清楚。
也许工部和一些低阶官员能够了解市面上的物价，但是在无法得到户部的数据下，他们同样无法了解大明百姓平均一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崇祯等待了一会，看着下方跪在那里的官员没人出声，于是便开口继续说道：“京城一名普通男工的工资，每天大约是一角五分，一个月工资4元2角，一年收入是50元4角钱。
而一名普通女工的工资，每天大约是一角二分，一个月工资3元4角，一年收入是40元8角。
根据大明时报的调查，今年京城每户人家平均年收入应当为56元，而顺天府每户人家平均年收入是44元。
而过去三年里，京城每户人家平均年收入是40元，而顺天府每户人家平均年收入是32元。这就是你们说的，内府搜刮民财？”
皇极殿内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诡异了起来，跪在大殿正中的官员固然没有声音，站在两旁的官员们也有许多人低着头，想要躲避皇帝的视线。
“这，这个收入上去了，未必也就代表百姓的日子好过了。”跪在最前面的钱士升，终于张嘴硬着头皮顶撞了崇祯一句。事已至此，作为发起此事的主要人物，他也不能坐视自己发动的群体劝谏事件虎头蛇尾，成为世人眼中的笑柄。
在钱士升的两侧，跪着陆澄源、王守履、钱元慤三人，虽然他们没有出声应和钱士升，但是原本弯下去的腰却不由直了几分。
三人心中倒是转起了相同的心思，如果崇祯的问题能被钱士升就这么抗过去，那么说不得他们还有翻身的机会。
不过还没等三人想好要怎么接应钱士升的话语，崇祯已经略带嘲讽的对着钱士升说道：“说的好，收入提升未必能够带来生活水准的上升，看来你还不算不识人间烟火的木像泥塑。
那么朕就再问问你，你且说说看，我大明一户五口之家，一年的支出需要花费多少，才能解决温饱问题？”
陆澄源、王守履、钱元慤原本直起的上身顿时僵住了，就算是想要强拗崇祯的钱士升，也被崇祯的追问给问呆住了。
作为一个皇帝，崇祯不修德行，不读圣贤书，居然整天琢磨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民过日子的事，这让一干清流官员感觉很是绝望。
朱由检盯着满脸沮丧说不出话来的钱士升许久，才面无表情的说道：“民间有谚：不饥不饱一年三石。以一户五口人计算，则一年消耗粮食15石，方才算是解决了吃饭问题。
今年京城小麦和粟米都是一元一石，稻米是一元五毛一石。15石小麦是15元，而15石稻米则是22.5元。
说完了吃饭问题，我们再谈谈这个穿衣问题。每人一身衣服，从里到外置办上一身，松江标布约2匹，京城标布约1匹。前者4角5分一匹，后者9角一匹。
也就是说每人置办一身衣服，就是4元5角钱。加上之前的吃饭花销，就分别是19元5角钱和27元。
一户人家除了吃饭穿衣之外，总还是要些其他的必要支出，不管是油、盐、醋、茶，还是锅、碗、瓢、盆，总是要花钱的。这部分的支出算它4元。
那么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23元5角和31元，再加上有可能生病需要支出的药费，那就是25元和32元5角。
也就是说，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生存的最低需求，便是年收入不低于25元。而想要稍稍过的宽裕一些，年收入起码要在32元以上。
过去三年里，京城以内的百姓是在温饱线以上，但是京城以外的顺天府百姓不过就是勉强维持生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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