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崇祯对《四书章句集注》官府教科书地位的决断，殿内大多数官员终于稍稍放宽了心。
只要皇帝没有把朱文公的事一棍子打死，对于暂时停止《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考用书的意见，他们并不觉得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
这总比双方在殿内直接撕破脸开干好，过去几十年来，是理学在大明思想界被动摇的最为利害的时期，何心隐、李贽等学者的出现，更是掀起了士人中反思理学思想的潮流。
而作为统治了中国士人数百年的正统思想，理学一脉自然也不会甘于被这些思潮赶下神坛。对于这些散播反道学的学者，采取了打击和残酷迫害的手段。
何心隐被信奉理学的官员活生生的打死，而李贽则被诬陷入狱，最后自杀。流行一时的对理学的反思思潮，终于低落了下去。
而那些信奉理学的道学先生们，虽然在明面上赢得了思想争辩的胜利，但是何心隐、李贽的信徒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对于理学的反思立场。
这些理学门徒们对于异见者的残酷迫害，也导致了他们担忧，当皇帝蛮横的取缔理学地位时，那些对理学不满的李贽的信徒们会借势而起，对理学一脉展开报复。
皇帝暂停《四书章句集注》教科书地位的意见，在大多数官员看来，倒更像是一个压制争论，暂时缓和矛盾的方式。
虽然还有一些极端的保守派官员声嘶力竭的反对崇祯的意见，但是确定了只是一小撮人还在坚持后，朱由检便不再犹豫的继续说道。
“此外，科举考试原本是朝廷选拔人才，用以辅佐君王治理国政的考试大典。
但是年初中举的进士们，虽然时文写的不错，但是其中某些人连南北朝有那些朝代都不清楚，还有些人连沈阳和辽阳的位置都分不清楚。
至于五谷不分之人更是比比皆是，以这样的学识要如何替朝廷治理天下？教化万民？
科举选拔不出真正的人才也就罢了，更为可鄙的是，科场舞弊不断，某些主考官根本把考场当成了钱场，只要给钱就能取中，丝毫没有把朝廷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当一回事。
朕以为，时至今日这科举的方式和内容是要有些变化了，不能让某些主考官的个人喜好作为评定人才的标准。”
钱谦益脸上有些发热，他下意识的向后缩了一小步，生怕被人注意到自己。在他听来，皇帝谈的科场舞弊，隐约之间就把他给装了进去，毕竟他是有前科的。
不管是黄立极还是东林党人，都不愿意崇祯在科场弊案上继续扯下去，他们宁可皇帝再把话题拉回科举弊端上去。毕竟在这一点上，双方的屁股都不怎么干净。
就如同阉党担任主考官时，能中举的大多是阉党官员的亲友，而东林党人担任主考官时，自然是党人的门生居多。双方干这种事，都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黄立极急忙回道：“陛下圣明，时至今日科场之试，大多成了考生迎合主考官的文字游戏，凡是符合主考官口味的文章，即便是再空洞无物也能取中。
反之，即便是文章内容再有新意，但是不合考官心意的文章就完全没有出头之日。
是以今日之科举，非是为朝廷取士，乃是为考官收门生。长此以往，朝中门户之见便日趋激烈，而真才实学者反倒是流落于朝堂之外。”
随着黄立极发声支持皇帝，徐光启、郭允厚、施鳯来等阁臣也纷纷响应赞成了皇帝的意思。
此前还在犹豫的张瑞图、钱谦益两人，看到这种状况也勉强出列发声赞成了皇帝的主张。
刘宗周、韩爌、袁可立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但是都开口请求崇祯说明，要如何对科举内容和考试方式进行调整。想要知道崇祯对科举考试调整的想法后，再进行否定。
等到这些官员们的领袖都发表完了意见，朱由检才思量着说道：“朕觉得首先从院试开始改，首先要增加华夏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内容，身为大明士子，总不能连自己祖宗的历史和自己家乡的地理方位都弄不明白。
历史方面就以《中国简明历史读本》为考试用书，至于地理方面便以燕京大学编制的《大明地理初级课本》作为考试依据。
此外乡试、会试、殿试的考试都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由考官的意见作为评分标准，也就是原来的考试内容。另一个部分则是以官定教科书的内容为答案，包括四书五经、历史、地理和其他杂学在内。
前者作为主观题，占40分；后者作为客观题，占60分。两者合并起来，满分就是100分。今后朝廷取士便以分数论高下，杜绝某些人利用科举考试打压学术异见考生，或是进行营私舞弊。”
崇祯的话语顿时让一些想要反对的官员闭上了嘴，《中国简明历史读本》是钱谦益的新作，这本历史读物一反钱谦益过往在史学上，汉宋兼采，注重考信的治学思想。
这本书不仅采用了白话文书写，力求市井中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意思，且采用了从左往右的书写格式，用标点符号进行断句，并采用了版画作为插图。
看起来这不像是一本严谨的学术典籍，倒像是一本市井流行的通俗小说。而书中的内容，也一反以往著书者以自己的观点来删选事实，从而佐证自己的观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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