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建立教育部，其实根本不是重点，把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程度，对于这个时代的文人来说，根本没有接受不了的理由。教育同样也是封建社会重要的愚民政策的表现，受过教育的人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加利于统治，无知者无畏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教育助学基金是敬翔准备看李烨如何运作的话，接下来讨论的事情，就有点让敬翔抓狂了。
首先李烨提出的官吏分开的想法，并没有引起敬翔多高的重视，本来封建社会就只有官没有吏，没有什么分不分开的说法。一般人可能认为官和吏应该是一会事情，最多是官职大小的区别。事实上官与吏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从他们之间的区别中，我们还可以隐略看出现代官僚制度的萌芽，官与吏的区分，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一个相当重要原则，官就是官、吏就是吏。
官与吏主要区别主要在于这几个方面：首先，从身份上讲，官是上等人，是人民为他服务的；而吏则是下等人，是为官服务的。吏虽然在官府里承担着执法工作，却仍然是百姓，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吏相对于官而言是明确无误的下等人。吏的身份，从元杂剧中角色的相互称呼中也可以看出，平民百姓们遇事相求时，习惯上尊称外郎、孔目们为外郎哥哥或者孔目哥哥，按例不跪，而进了衙门遇到官，必须尊称大人、老爷，必须下跪。吏见官时虽然不必每次下跪，但官是可以斥令吏跪下讲话的；自然，书吏之间一般以兄弟相称，却断断不可称县令为兄弟，县令哥哥这样的称呼绝对听不到。换言之，虽然同样在衙门里办事，官与吏之间实际上等同于官和民的关系。古代的官场中有官和吏的区别。官之所以为官，在于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运，包括吏的命运。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头、文书先生、账簿先生、师爷等等，虽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不能办、如何办、办得顺不顺利等。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可以看做现代的吏阶层，是相对于官而言。
其次，他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治理辖区，所谓一朝把权握，便将令来行是也，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所谓学成文武术，售与帝王家是也，如果我们不嫌牵强的话，也可以说：官是政治家，他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而吏则是技术专家，他要做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技术经验将上司的计划一步步实施，并取得最佳效果。
最后，是他们的不同归宿。这归宿简言之就是官流吏留。过去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而吏则不然，用清人阮葵声的话说：吏则土著世守(《茶余客话·论吏道》)。官是外来的，吏是本地的，官板凳没坐热即去，而吏扎根在此，老子做完儿子做。这种不同的归宿，其好处在于：因为官是流动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形成他的权力网络，进而鱼肉百姓；而吏则因为是当地的，熟悉该地风俗人情，因而也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又因为他只是一个政策执行者，没有大权，所以可以有效防止其贪污腐败。
官和吏从来就不分家，从表面上看官是有俸禄的，而吏一般很少有什么俸禄一说，而且不属于国家编制，有点像后世的临时工，专门是给官员背黑锅的。
而李烨的意见则不同，李烨已经在新城实施了吏的国家化，也就是说吏不再是国家的编外人员，真正的成为了国家行政中的一颗螺丝钉。这点敬翔还好理解，毕竟吏干的就是官府的事情，区别在于有谁来出钱，是不是国家的一部分在敬翔看来并不是重要问题，只要国家负担的起就行。
李烨和敬翔的分歧重要在于官员的选拔制度上，按照李烨的设计，官员可以从两个渠道进行选拔，一个是从普通的小吏从慢慢的一步步升迁为官，而小吏则是有普通百姓通过大规模的考试进行选拔，放弃了科举制度将文人一步升迁到官员的步骤。选拔官员的第二个渠道是通过百姓的选举制度产生，这种办法在新城也有初步的实施，但是因为李烨突然离开了新城暂时中断了。
李烨这一套制度更像今天西方的官僚体系，普通百姓通过公务员考试（也可以成为科举制度）选拔为国家基层的公务员（小吏），然后通过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慢慢的熬资历，可以成为基层中的普通官员，一般主要为副职。要想获得更大的权力，必须通过全民选举，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才能爬到一县一州，甚至最高的权力位子，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官员的廉洁性和积极性。
在选举方式上，李烨根据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把选举官员的每届任期初步定位六到八年，可以申请继续连任，最长不得超过十到十二年，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家最辉煌的时刻。同时李烨也废除了高级官员的终身制，他们可以提前享受退休金，甚至可以到一些学校、机构充当教授和幕僚等，保证了整个官僚体制的活力和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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