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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眼下的圣道四十三年，政事堂里“一头四爪”的格局已经很稳定了，头就是宰相，四爪分别是枢密院知政，简称枢相，经计院知政，也就是以前的计司使，简称计相，通事院知政，简称通相，也有叫外相的，以及领给事中监查各部，协助宰相治政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简称辅相。
周煌虽只是商部尚书，可隶属于经计院的国税总署是由商部理事，与工部、文部、刑部和律部一并称为五尾，“五尾尚书升五相”，这已是默认惯例。毕竟在南北事务总署撤销后，这五部所掌事权最重，要晋位五相，没这五部的历政资格，即便皇帝中意，两院也不放心。
周煌是圣道三十九年就任商部尚书的，巧得很，当年他也正好三十九岁，今年四十三岁，前程无限光明，如果没出什么意外，十年后他就是宰相候选。
可今人世风云激荡，大势滚滚而下，已不愿让他慢吞吞地磨资历，东院院事刘纶找他干什么？要他向皇帝自荐为相，而刘纶则率东院仁社、墨社等党保他推选上位。
周煌一蹦而起，浑身汗毛耸立，这是结党谋权，是大逆不道啊！
结党这事在英华早已不是什么忌讳，就周煌自己来说，他是四川重庆府人，自中学开始就参与党事了，什么王道社、仁贤会，在中学里你没个党，大家都视你为孤傲怪人。
闲社那帮疯子都知道结党，就你不愿跟人来往，以后你还想干成什么事呢？在此时的英华，中学毕业就是秀才，走这条路的，未来求的可不是自己的富贵，都是想干番事业的。
周煌不仅结过党，而且还是个积极分子，在黄埔学院里是数度会的会首，在监殖院任税事提举时，还自己组过“铁手会”，宣扬国税为重，税及万事的思想。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年未不惑就任商部尚书，登二品大员之位，也源于他在税制上的精深造诣以及他所组铁手会在国中经济学界的非凡影响力。
但这个“党”跟刘纶要他结的党，根本就是两回事啊。
之前周煌所参与所组建的党，不是兴趣爱好组织，就是学术思想组织，根本不涉及政务和朝权。就如日本学者青木昆阳在《宋英较论》中所述一样，“我天朝会党林立，自弱冠少年至迟暮老者，无人不党，妇人亦莫能外，此乃宋风盛扬之景。宋时蹴鞠、诗画、文史、曲词，事事皆党，士庶皆与，贵贱不分。”
涉及政务和朝政的党也有，在国中非常兴盛，但都在东西两院以及地方议院里，议院建制以来就有了。国西院的“民会”也称“金党”，就是专门抱团跟政事堂斗的，争税制、金融等工商事的事权法权。而国东院里的仁社，承自汪士慎，汪瞎子虽死多年，但这个党还是传承下来了，跟政事堂乃至皇帝争民生文教等事权法权。
总之在议院里，院事也是人人皆党，不置身一党，也是个怪物，下一任多半也呆不住，因为你不党就一事无成，选人可不愿继续把票投给一个混日子的家伙。
也就是说，在英华，结党根本不是个忌讳事，反而是人之常情。
刘纶要周煌所作之事，所结之党，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此时的英华，结党玩耍，结党鼓吹，结党伸张权利，这都不涉朝政之权。而刘纶跟周煌联手，是结党谋“政权”，这个“党”就是黑的，放在旧世，杀头都是轻的。
就拿宋朝打比方，一个大臣联合台谏，身负民意，对皇帝说，我得当宰执，看，我背后有这些、那些、这么多人支持，这是什么行为？
当然，英华已是今人世，国家非皇室一家之私，就根本法理来说，结党谋权已不是大逆不道之事，宰相推选制其实已给这事开了门。
但法理之上的实际层面，情况却很复杂。
首先，政事堂和两院还是平行的，政事堂是考出来的，两院是选出来的。有华夏千年科举传统在，英华士子多在仕途，英华这个火车头，是考出来的在掌方向盘，而选出来的除了能凑半只脚在刹车上，其他时候就只能在一边嚷嚷。
因此即便有宰相推选制，可宰相首先是皇帝提名，得选的宰相并不视两院为衣食父母，有机会就要搓圆搓扁，两者是相争中合作的态势。首任宰相薛雪一上台就拆了两院，虽然解决了两院不少自身问题，可对那些在改选中落任的院事来说，未尝不是过河拆桥，却又徒唤奈何。
就这种态势而言，政事堂和两院之间就不可能结党，一旦结党，这种态势就要被破坏，追溯而上，更是改了英华“考”派与“选”派相持的匀势。对“考”派，也就是官僚来说，那就是背叛。即便皇帝不追究周煌，整个官僚集团也要给周煌这个“叛徒”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这帽子明面上是说周煌对皇帝和国家大逆不道，实质是说对他们官僚集团大逆不道。
由此延伸到第二个问题，官僚集团的抵触虽出自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但也未尝没有合理之处。试想，如果官僚集团不抱成一团，外于两院“选”派的格局，而是如刘纶提议那般，为了争宰相之位而跟两院结党，那么围绕宰相之位的权争，不会简单地就在宰相推选大议上展开，也不会就只在两院的党争中展开，而是会扩散到政事堂的国家治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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