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从叫徐贵，跟钟三日比起来，徐贵更有理由恨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从不被父亲当亲生儿子看，麻烦的是，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徐贵的父亲是徐福，曾任珊瑚州议院总事，现在则守着一座大农场过悠闲日子。当年珊瑚州之乱里，还只是农夫的徐福遭难，妻子被矿工强暴，之后生下来徐贵。尽管大家都说徐贵模样还是像徐福的，可心中怀着梗的徐福越看越不像，这年代大家已经清楚滴血认亲不靠谱，这个疑问就一直被这一家子揣着，一直到徐贵长大。
徐福是个老实本分人，还是尽责把徐贵养大，供他上学，给他谋前程，可徐贵除了实诚之外，再无半点长处，连小学都是勉强念完的，就这点来说，似乎还真是徐福遗传。
钟上位好心，把他带到南京，给三儿子作伴当，既是消除徐家内患，也借徐贵照顾儿子。
徐贵并不恨自己父亲，不仅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还感激钟上位的照顾之情。这个时代已没什么主仆身契，但他还是把自己当作钟家的下人，称钟上位为老爷，钟三日为少爷。少爷对老爷的记恨，他可是很看不惯，急迫地道：“少爷，咱们得赶紧回去啊！”
钟三日稳住心神，嗤笑道：“回去！？珊瑚州的消息送到里斯本要花四个月，等我回去，老头的坟头草都有三尺高了！我回去干嘛？说不定这会家里正一边办后事，一边骂我不孝呢。”
徐贵顿足道：“我弟弟说，老爷年初犯病，回承天府调养，稍稍好了一些，年中病情又转坏了。弟弟走的时候，老爷就念叨说怎么也要撑到少爷你回去，就算……”
“好了好了！反正我也要回去办件大事，就顺带看看老头吧，到时他还没死，估计会后悔得要死！”
钟三日绷着脸，脚下却不停：“徐善呢？怎么晚上才来？我得问问我娘怎么样。”
徐善是徐福的第二个儿子，对徐福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第一个亲生儿子。可就性格而言，聪明伶俐心气高的徐善显然不像他老子，不仅读完了中学，还考进了香港海事学院，是珊瑚州第二代里的拔尖人物。毕业后在西洋公司的商船队里供职，现在是“六合”号商船的代理船长。
徐贵追在后面，边跑边说：“码头不是还没修好吗，就几个泊位能停大船，六合号停在外面，货都还没卸，徐善是转小船上岸的。”
五年前里斯本遭遇一场大地震，人死了三四万，全城毁了大半。英华为保住这座欧洲桥头堡，不惜借贷重金，帮葡萄牙重建里斯本，同时借机扩建码头，现在都还没完工。当然，借此获得里斯本一部分码头的经营权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葡萄牙为还贷，还不得不出让了一部分关税经营权，也使得赛里斯与不列颠的贸易协定有了漏洞可钻。
有葡萄牙这座桥头堡在，东西方的贸易联系日渐稳固，有这个大背景撑腰，钟三日对自己的谋划信心百倍。他的目标是借犹太建国这块大饼，让福兴银行跻身成为犹太银行家的贵宾，犹太人不仅不再跟福兴银行敌对，还视福兴银行为自己的一员，可以参与整个欧洲金融事业。
要让这块大饼有真实的说服力，不管是家族关系，还是福兴银行的官方渠道，都还不够，至少要把这事弄出个轮廓。钟三日说服贝拉斯克斯的关键还在于此事的政治微妙性。之前贝拉斯克斯听钟三日说这事时，讥笑钟三日是癞蛤蟆打哈欠，说这事至少得赛里斯外交大臣来谈才稍微靠谱，当时的口气颇有些哀怨。
这哀怨正来自此事的政治敏感度，赛里斯不太可能自官方渠道推动此事，毕竟犹太人问题是纠缠欧洲人千年的老问题，赛里斯在此事上太过主动，就算对欧洲各国都有好处，但各国都会怀疑赛里斯的用心，后世欧洲的赛里斯阴谋论就建立在这样的心理上。
尽管贝拉斯克斯没有明说，也没有确凿的史料佐证，但可以相信，犹太人上层找过赛里斯官方人士，做过这样的试探。结果也很明显，赛里斯还无意插手这么深，至少不想主动插手。
如果有来自民间的力量，例如福兴银行，先完成底层的方案摸索，将商业上的利益找清晰了，这时候官方再出来运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了。而且到了那时候，恐怕不止是赛里斯会感兴趣，不列颠这种正渴盼改变欧洲旧格局的新兴霸主会更感兴趣。
事实上，日后也是俄罗斯驱赶犹太人造出了契机，不列颠率先入局，赛里斯才遮遮掩掩跟进的。百年后欧洲人叫嚣赛里斯阴谋论，不列颠一是心虚，二是不愿承认自己跳了赛里斯挖的坑，只好沉默以对。
整件事情看上去像是阴谋，但如果分拆为前后两段来看，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来往上升为政治运作，是两个阳谋组成的。
而此时的钟三日，正扮演着以第一个阳谋推动第二个阳谋的操盘手角色，为此他必须回本土一趟。
圣道四十二年，1760年10月20日，钟三日办妥前期事务，登上六合号，踏上了迢迢万里的回航之旅。
这趟回程可远不止万里，圣道三十年英华颁布了《皇英度量衡准新制》，以公制替代旧制单位，里程也由里变为公里。而每公里等于一千公尺，每公尺等于通过东京的子午线周长的四千万之一。这么算下来，钟三日从里斯本回航到南京的航程足有两万八千公里，等于绕了大半个地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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