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又扯出了另一个大问题，要分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有细心的官员粗粗一算，摇头连连。英华所控地域，以百县计，官府下乡后，到时就是近万官员。算上官员俸禄，外加公所开销，怎么也得二百万两银子，而广东一地在满清统治时，每年向户部上解钱粮也不过七八十万两银子，这不是怎么分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够分。
这官员是原广东巡抚衙门的吏员，当然是从大面上看问题，没等李肆说话，苏文采就反驳了他。地方杂派呢？杂派都还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先不管是谁收了，也不管工商那一部分，广东一省民人每年要纳接近三百万两银子的钱粮，这还不够分？
这事李肆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对民人来说，正税都还是小头，杂派才是大头，杂派里还摊着官员的索取。更要命的是，中央所要的正税很难对得上实际情况，对地方来说都是定额税。而地方自收的杂派，却能一层层接近真实情况，害民最大的一层，其实还是像钟上位赖一品那样的乡绅，因为他们最熟悉真实的“税源”，这就是一路搭车下来的结果。
将正税和杂派当作一块大饼通盘考虑的话，问题就不止是怎么分，而是要先回答官员们所问的“怎么收”这个问题。很多杂派是收到吏员乡绅腰包里去了，官府可没收到。
让地方和中央分税，只是李肆治政构想的表象，根本目的是融解过往的儒法社会架构，逐步推动地方有限自治，而这就需要另一项措施来配合，那就是地方议会。但眼下还远不是时候，李肆的安排是先打下基础，将儒法社会原本的自治引导到近现代国家的地方自治上。【1】
“许每乡镇区民人自设公局，由当地有产之户自己推选公局议员。摊丁入亩后，除开按田亩征收之正税，其他杂派我们定下具体名目，分摊到每县乡镇区，由公局议员们自己商定其中细节。”
李肆淡淡地将摊丁入亩的实际操作也说了出来，之前说了官府下乡，官吏一体，看似动作大，变革却不如这一条大，这才是颠覆过往儒法社会的决定性一步。
众人初时不觉得太过惊诧，一来之前这过程是隐于表面之下，原本地方官借乡绅吏员之手征税，过程的实质也是如此，二来这跟之前粤商总会的行事手法一般无二。
可仔细想下去，越想越觉得深不可测，连苏文采都皱眉道：“这不是许民人勾结，对抗官府么？若是串联起来，决意不缴，怎生是好？”
李肆耸肩，不缴？个人不缴，有公局，有官府，这不是问题。如果公局决意不缴，就不设公所，不给民人定户籍，不管他们的治安，不给他们裁判执法，实在不行，也可以解散公局，重新推选，法子多着呢。再说缴皇粮是华夏民人千百年来的传统，有产之户一般也不会径直不缴，而是要争论缴多少，缴的钱是什么说法。
这好办，设县公局，让每个乡镇区公局推选几人，组团跟县里官府讨价还价，这样乡镇区公局也能跟县级行政机构连在一起，再不需要官府隔着乡绅吏员一层去征税。有了公局，民人就有了一个工具可以说话，可以投票，虽然只是针对地丁钱粮，只是分散于县下的乡镇区，却是一个开端，就让这公局以后慢慢壮大，在未来能成为真正的地方议会吧。
“就怕这公局成恶绅害民之器……”
有熟悉乡间民情的官员很担忧，以实情而论，这样的公局，多半是为乡绅把持，到时候他们压榨起乡民来，会不会比以前更理直气壮？
“所以才要官府下乡，官吏一体。有官府在乡，才能维护公平正义。有官吏一体，往日沉于县乡，与乡绅勾结的吏员才能浮出水面，受地方和中央直接监管。同时我们也要订好公局章程，从中央到地方两个层面来监管公局的正常运转，不让其被恶绅把持。公局议员，终究是民，其他民人，借着公局，总也是个抗衡之处。”
李肆如此解释着，他还有话没说透，设立公局，这就是个几方博弈的平台，政府和民人之间博弈总额。然后政府监管，保障公平正义，让民人各阶层在公局里博弈摊分。就华夏传统而言，民人相对政府，小民相对乡绅，总是弱势而不敢言的，但在一个规则明晰的框架下，弱势一方也总能找到主张自己权利的空间。
在其他官员看来，公局就是个民人自决分摊税费的工具，如果这个工具能正常运转，地方和中央的分税制，就能顺利推行了。
“本朝还未完全恢复清廷对民间的控制，根据各县的呈报，预估今年的正税会少三成，借着公局，也能将钱粮总额步步补足。”
李肆说到了公局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夯实新朝对地方的把控。
接着话题转回正途，地方和中央怎么分税？
分税制涉及一个体系问题，到底要设置几级财政？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李肆决定先只设置县和中央两级，府一级只是个协调机构，等地盘再大一些，再来考虑省一级。
而中央和县要怎么分税，这个问题李肆心中大致有底，但还需要具体数字作参考，跟参议和户科官员核算了一整天，李肆最终决定，摊丁入亩后，正税和之前清廷所收的火耗、地方杂派都包括进去，打包成为统一的田税，全归由县级地方，预估满额为二百万两，大致可以支撑县以下官府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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