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肆和段宏时对视一眼，这时候有了默契，确实不同，这涉及到他们这个国，是以什么为至高目标。
前者是把这国的目标定为推翻满清，可对李肆来说，这只是阶段性的目标。后者才将这个国的终极目标含了进去，那就是振兴华夏。
但实际操作的步骤，是要先凝出推转未来华夏的引擎，这是一个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过程。用上那个终极目标，看似有些玄虚的口号，反而更务实一些。
李肆跟段宏时等人浸心天主道的人深谈过，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打天下和治天下孰难孰先的问题。
常人总觉得先是打天下，然后才是治天下，这是两个割裂的进程。可将历史以一个“真”字细看下去，就能看出许多端倪，打天下的过程，同时也将治天下的格局铺陈出来。远非常人所认为的，打完之后，天下就是一张白纸，任由创业者随意勾画。
这个道理看似复杂，解析华夏王朝开国的一件惯有之事就能有所体会，那就是大杀功臣。为何要杀功臣？不仅仅是为铺平后代接国之途，更是为了清除打天下的过程里，所涂抹上去的色彩，否则开国之君，总是没办法将打下来的天下，如白纸一般作画。
当然了，即便大杀功臣，开国皇帝们也都没意识到，杀光了功臣，这天下也非一张白纸。所以朱元璋还要不停地杀官，乃至剥皮揎草，就为了他的理想国。
一个反例是宋，宋的天下，历来被人认为是得国不正，可就是因为这不正，促使宋太祖靠怀柔之策解兵权，与士大夫分治天下，得天下之柔，同时也砥定了治天下之稳。即便后人怎么认为宋弱，终宋一代，物质和文化之盛，公论为华夏历史顶点。
再一个鲜明例子是蒙元，所谓“马上打天下，也马上治天下”，那是因为它确实是在马上，也就是靠武力，硬生生夺了华夏。它治天下自然也就以这武力勾画。在崖山灭了南宋的同时，江南还在跑马毁田，这时候已经注定了蒙元无百年气运的结局，如此大势绝非几个英明皇帝和大臣能扭转。
最后一例就是满清，满清与华夏官儒苛法相勾结而得天下，是窃占，这个过程就注定了它色厉内疾，无比心虚。也注定了它是武力外加华夏文明中犬儒苛法融为一体的存在，它是寄生人体的病毒，和蒙元那只吞人下肚的野狼不同，再受益于全球大势，所以它能有二百多年的寿命，它的长命不是靠几个皇帝造就的，而是它“打天下”的过程决定的。
李肆反清，跟朱元璋反元，情形大不相同，为了真正的目标，李肆必须将打天下和治天下同步进行，甚至治天下要先行。
所以，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当作建国根本，掀起反清浪潮，一心直奔北京，看似痛快，实则遗祸无穷，这是舍本逐末。
再说了，李肆也掀不起反清浪潮，这不是乾嘉年间，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跟满人打得正火热，满清就是他们的正朔。前明的法家之策被细细梳理完善，编织成严密而有序的大网，紧紧缠住草民的肉体，而理学伦常进一步浸透，从心理上侵蚀控制，那根辫子，就是脑后插管的标志。
就史实来看，康熙后期、雍正乃至乾隆的大半时期，反清的浪潮基本已经断绝，绝大多数“起义”，性质跟历代华夏王朝都有的造反没什么区别，并未带有民族色彩。
由这个认识能推断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对这时候的普罗大众而言，其实跟“奉天行道，征诛不平”一般无二，都是一样玄虚。华夏民族的脊骨已经被打断，正在沉睡，这面旗帜唤不醒他们，因为在他们心里，满清这鞑虏就是中华，而反满清的，才是鞑虏。
唤不醒大众，却有可能扰乱自己的步伐，特别是扰乱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核心人才，扭偏正朝全新方向上下凝聚的人心。
李肆这个国，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外在之满清，一个是犬儒加苛法凝结而成的内在人心，攘外必先安内，这檄文与其说是给满清看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看的，要让他们明白，这国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提“驱逐鞑虏”这个口号的时机还远不成熟，所以李肆决定，立国檄文选用“奉天行道，征诛不平”一类的口号，不提我们的国要有多大，要消灭谁，而只是说我们的国将是怎样的国。
以此为基调写檄文，自然就很是空洞，并且显出割据自立的意图，可现在这檄文，也并非最后一道檄文，不必太上心。
立国称王，檄文定调，然后，国号的麻烦又丢了回来。
众人的灼热目光齐聚李肆身上，李肆只觉脑子咕嘟咕嘟开了锅，正扭结间，热气窜到了心口，将心绪引到了更为遥远的前景里。
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能，可以在有生之年就一口气完成推翻满清，振兴华夏，乃至制霸全球这一连串伟业。但带着华夏冲出亚洲，加入到全球殖民分肥的游戏里，这个目标总还能实现，而在这个过程里，跟正攀登日不落帝国高峰的英国佬竞争，是绝难避免的事。
华夏大势因自己而改变了，世界大势会因自己而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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