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外不远的一个位置，许多联军的将领都站在一座高约一丈多，由石块跟原木搭建出来的高台上面，俯瞰着战况。其实他们身后不远就是城墙，站在上面视野绝对要比站在这上面墙的多，会耗费功夫弄一个这种东西出来，纯粹是为了方便一些。
毕竟真要是有什么命令传达，还需要穿领兵先从城墙上下去，再从城中跑出去才行，到不如就这么搭一个高台出来，一是视野还算可以，再一个就是可以方便指挥。
只是这个时候，望着远处的战况杨彪的脸色却是有点难看。
战场上刀剑无眼，就算明知道危险并不是很大，如杨彪跟其他的一些大臣们也不可能会允许刘协亲自跑到战场上去，但是这场战争又是为了汉室的兴旺而打的，天子要是不做一些表示，岂不是让正在血战的臣子们寒心？
于是理所当然的，作为现阶段天子最信任的人，杨彪代表天子来到了战场上，一个是表明了天子的态度，再一个也是了解战场上的情况。
在到战场上之前，已经有不知道多少人曾经跟他说过，西凉叛军不过是些乌合之众而已，很轻易就能解决干净。这也让杨彪产生了一种想法，西凉叛军能在长安城如此的肆意妄为，纯粹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足够的兵马，只要有足够的兵马在，想要解决他们是很轻易的。
这也导致杨彪在曹操及严绍赶到之后，觉得再不必惧怕西凉叛军，连带着降低了行动的速度。
可是现在...
杨彪确实是有那么一点老眼昏花了，可还不至于看不出来如今的劣势...
本以为关东兵马到了以后，天子也就安全了，甚至还可以给李傕跟郭汜这些叛逆一些惩罚，可是现在看来局势却很是不妙啊...
”主公且看...“就在杨彪正忧心忡忡的时候，距离点讲台并不是很远的位置上，带着面具的李儒却是在指点着场中的战况。
这次迎战，联军布下的并不是简单的一字长蛇阵，而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雁行阵。
兵阵有着非常长的历史，中国古代作战是非常讲究阵法即作战队形。布阵得法就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通过合理排兵布阵发挥最佳效能，克敌制胜。
简单地说，“阵形”是古代军队的野战队形，它是人类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盛行于冷兵器时代，消亡于热兵器时代。氏族社会，人类的战争表现为部落冲突，当时还没有军队，也没有什么指挥，战斗大多是一拥而上，如同群殴，自然也就无所谓“阵形”。随着历史的发展，奴隶制国家出现，奴隶主为了巩固统治和掠取奴隶（战争俘虏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开始编制有组织的军队，并且采用一定的队形，这就是原始的“阵”。“阵”是在军队产生的过程中，因为组织军队和指挥战斗的需要而出现的，融合了古代军制学和战术学的成果。东方的战阵起源于中国。中国最早的阵法，据说始于黄帝，黄帝为战胜蚩尤，从神（九天玄女）那里学到阵法（天一遁甲），但这只是传说，有据可考的是在商朝后期。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乙到武丁编制了左、中、右“三师”，从“三师”的命名来看，已经采用固定的阵形。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周师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陈”通“阵”。
早期的阵形比较简单，按照“三师”的编制，呈一字或者方形排列，阵战法在西周和春秋的时代极为盛行，当时常见这样一种情况：两军约在某地会战，列阵整齐，相互攻伐......
中国的阵法是在春秋和战国发展成熟的，这一成果的代表有《六韬》、《吴子》和《孙膑兵法》。《六韬》又称《太公兵法》，相传为西周姜尚所著，据考为后人伪托，成书在先秦或者汉初，至今尚无定论；《吴子》是战国名将吴起的兵法，略为可信。以上两部兵法主要介绍了车阵。战国以后，步骑取代战车成为军队的主要编成，阵法又有了变化和发展，1972年出土了《孙膑兵法》，里面讲述了十种阵形（方阵、圆阵、锥行之阵等），及其使用的方法。同时代的《尉缭子》本来也有“阵形篇”，现在已经失传。秦汉以后，中国历朝的军事家对阵法的发展还有：三国魏武帝曹操著《孟德新书》（已失传，仅余若干引用），有专章讲述行军布阵之法；（蜀）汉丞相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武侯八阵”流传后世，影响极广。《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深研阵法。南宋岳飞留有兵法残篇讲授阵法。明代戚继光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详解阵法，戚继光还自创的“鸳鸯阵”和“三才阵”，在抗倭战争中显现威力。中国的各朝军队均演练阵法，以使兵马作战时可以更加纯属。
问题也恰恰是在这里，操练兵马，操练的并不仅仅是作战技能而已，还有阵型的演练等等，通常训练的越好，阵型的转换等也就更加的顺畅。
假如疏于操练，那么最多也就能摆出个方阵或圆阵。
比如对面的西凉军，就是大部分摆出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方阵，只有少数精锐兵马摆出了冲锋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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