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严峻的抗灾形势，朱由检于是再次召集了内阁、总理衙门及相关部门的官员34人，在文华殿内闭门开会，以应对时局。
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数比3月召开的那次国务会议要少，相对的也就更容易统一意见。而此时各地的灾情已经完全显露了出来，众人的侥幸心理也就彻底消失，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赈灾的事务上。
因着今年的灾情实在是过于严重，此前不少人坚持反对的一些损害地方士绅利益的赈灾办法，在这次会议上终于获得了大多人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将北方各地实施的士绅一体纳粮及土地改革办法向南方推广，以从南方士绅手中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稳定地方，并安抚住失地或无地民众。
而这两个月中铸币法案的实施，也的确是给朝廷增加了不少手中的资源。特别是山西平息大同兵变后士绅态度的转变，大量钱粮从私库流向银行和朝廷的公库，给山西地方官府增加了大量的资本，使得他们可以使用这些钱粮兴修水利、交通和向塞外迁移人口，因此山西这个受灾地区的社会局势倒是有着渐渐稳定下来的趋势了。
山西地方的稳定不仅给朝廷去了一块包袱，更重要的是粉碎了一些士绅提出的主张，那就是在这样灾情严重的荒年里，士绅大户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朝廷应当保卫这些士绅大户的财产不受损害，而不是同那些底层刁民为伍，帮助那些刁民图谋士绅大户的家产。
何况天下的士绅大户少，而贫困百姓多，哪怕朝廷把天下士绅大户的家产都查抄了，对于需要救助的受灾百姓们来说，依然还是属于杯水车薪。因此打士绅大户的主意，根本就是杀鸡取卵，固泽而渔的愚昧之策。
但是朝廷从山西士绅手中获得的物资数量，最终让山西地区首先脱离了灾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从而让这个士绅们提出的主张破灭了。山西的未来大家还真未必猜的到，但是山西眼下度过难关的形势，众人可都是看在了眼里。
殿内的这34名官员都是这些年从上千高级官僚中搏杀出来的精英，他们中也许有人的观念较为守旧，但可没有一个傻子。一旦确定了山西模式的有效，他们自然也就算是认可了铸币法案对于当下大明度过难关是有帮助的。
在这样小范围内的讨论中，这些官员们到不必再顾忌维持自己的形象，而只需考虑如何解决问题，才能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了。就和后世的明星需要一个人设一样，大明朝的官员实际上也是有着一个基本的立场的。
维护士绅阶层的立场自然会被士绅们认为是君子，损害士绅利益的自然就是小人。而士绅的风评，往往就会影响到这位官员日后的升迁等问题。因此除了极少数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员从踏入官场的那一刻开始，就很自然的营造起自身的君子形象来了。
这样的形象一旦被固定下来，在某些议题上这些官员发表意见时，依据的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而是如何维持住士绅同僚对自己的看法了。一个前后言辞不一的官员，只会被认为是墙头草，自然是无法走上更高的位置的。
而在当下这个场合，一个无法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官员，也就意味着手中权力的缩小。在皇帝面前再装什么君子形象，甚至于有可能会被踢出这个权力的圈子，自然也就没什么官员会继续装模作样了。
毕竟能够站在当下这个场合的官员，他们已经不再是单单代表着自己，而是代表着自己身后的部门利益和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一个不懂得维护部门利益和为自家团体争夺权力的精英，是无法站到这个位置上来的。
维护士绅利益虽然是官员们的共识，但这就和圣人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样，这样的政治理念虽然很美好，可是一旦同自己的利益有了冲突，大多数人的反应便是毫不犹豫的抛弃共识，而选择保卫自己的利益。
对于殿上的这些官员来说，虽然铸币法案、士绅一体纳粮、土地改革法显然已经损害了士绅们的利益，但是对于当下的他们来说，这样的利益显然是及不上他们手中的权力更为重要的。
更何况，在推动铸币法案、士绅一体纳粮、土地改革法等政策之后，等于是营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待分割利益。相比起过去那一点点在土地上的收益，将这些金银、土地货币化，然后投入再建设的过程中创造出的巨量财富相比，无疑后者的吸引力要更诱人的多。
在这样的资本化过程中，过去一个士绅家族一百年的积累，现在也许只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落入自己的口袋，试问这样的状况下谁还会在乎旧士绅们损失的那点利益呢？在某些程度上而言，大明的官僚集团和士绅地主之间的利益，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了。
今年的这场大灾害对于大明来说的确是一个莫大的危机，但是在危机的背后却无疑又存在着莫大的机遇。光是一个铸币法案的实施，就为朝廷创造出了巨量的货币来源，而在决定这些货币的使用上，也就意味着各个官僚集团对于这笔巨大财富的分割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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