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堪赓断完了案子就返回了不远处的总督官邸，对他而言这不过是极为寻常的一次审理，甚至都比不上他在台湾任职期间审理的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冲突要困难。
不过对于大阪市民乃至西日本各藩来说，这件案子给予的影响却是极为震撼的。毕竟此前从大明传播而来的万民平等论等思想，此时也只是在少数日本精英之间流传着，大部分平民并不是十分相信自己能够和武士进行平等的交流。
但是随着这起案子的传播，日本社会的中下阶层和上层之间俨然出现了一道裂缝。以往上层阶级对于中下阶层理所当然的予取予夺行为，现在开始受到了中下阶层的质疑。
被列入中下阶层的不仅仅是平民百姓，还有那些俸禄微薄的中下级武士们。特别是在大阪这样商业较为发达的日本城市，武士的俸禄几乎难以养活自己的家人，除非他们能够得到总督府的任职，或是从事其他职业。
也因此，大阪治下的平民和中下级武士们是最为反对，当初太阁幕府成立时，几位大老抄袭江户制定的各种幕藩条例和社会等级划分的规定的。
这种僵化的中世纪封建制度，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这些平民和中下级武士的日常生活，和他们追求上进的道路。
毕竟在大阪这样一座城市里，遵循陈腐规定的幕府体制和讲究开明执政的总督府并存时，双方必然是会被不断比较的。虽然幕府体制乃是日本藩主自己当家，而总督府是外来的明人当家，但是大阪人却更喜欢明人当家的总督府，而不断的给太阁幕府编排笑话。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乃是因为大阪总督府从一开始建立，就被当做了大明政治改革的试点。所以大阪总督府不仅比国内更早的推行了公务员制度，薪酬改革和退休金制度，更是首先打破了社会阶层的隔离，选拔了平民中的精英担任官职。
和总督府同处一城的西日本幕府，却从成立开始就显得有些死气沉沉。五大老们完全将太阁幕府当成了权力分赃之地，他们严格制定了幕吏的上下等级划分，不要说平民无法进入幕府任职，就是非五大老藩领出身的武士都很难在幕府求得一个官职。
甚至于，他们还严格遵从了江户制定的官职任免条例，下级武士即便做的再出色也难以升值，而无能的高级武士什么都不干也能获得美职。
如果不是五奉行的任免必须要得到总督府的首肯，五大老甚至一度想要将五奉行也换上自己人。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如果没有一旁的总督府作为比较，也许日本人还能够忍受下去。
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开明而宽容的总督府的存在，才使得大阪市民格外难以忍受太阁幕府的迂腐和守旧。就连幕府中任职的低级官吏们，再比较了总督府同僚的薪水之后，也对五大老和自家领主们多有不满。
这才有了上次大阪市民反对熊本藩领主向市民开枪的集会，对太阁幕府五大老的威信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打击。
而由幕府五奉行策划的菲律宾护侨行动，不仅保护了日本南下菲律宾做工的侨民，更是从西班牙人手中割来了一大片土地。根据从菲律宾传回来的消息，那边的土地不仅比日本肥沃，而且还能一年三耕，这实在是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和扩展了他们的世界观。
但是关于西班牙人割让的这些土地究竟应该怎么分配，以五大老为首的西日本各藩领主们，和代表大阪市民的五奉行和商人代表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五大老和各藩领主认为，应当按照各藩的大小比例分配这些海外土地，由各藩自行进行开发。而五奉行和商人代表则认为，应当如同明国那样设立海外垦殖公司进行开发，并且给予全体国民以一定的股份，以获得民众对于海外拓殖行动的支持。
五大老虽然执掌幕府大权，但是五奉行在总督府的支持下，却牢牢控制着大阪地区的行政权力，而幕府官军此时也隐隐站在了五奉行身后，使得这场对于土地分配的争论变成了势均力敌的拉锯战。
不过随着会津藩一案的审理结果，大阪市民中反领主不当权力的呼声顿起，这一点为五奉行和大阪的商人们所利用。吉川幸助随即借助大阪市民的力量，提出了改革幕府体制的要求。
仿照明国建立武士、平民代表参政的平民院，以协助幕府处理一些关系民政的事务，并监督各藩领主是否有逾越法律，滥施刑罚的恶行。
此前太阁幕府成立前，就已经成立了各藩领主参与议事的藩国大会，在幕府成立之后便改名为贵族院，以制衡幕府五大老的权力。
因此吉川幸助提出建立平民院，五大老和各藩领主都很清楚，平民院到底是打算针对谁的，自然也就遭到了五大老和各藩领主的反对和谴责。
但是因为此前大阪镇压市民事件，五大老已经失去了对于大阪地区武力的支配权力，因此除了谴责之外，各藩领主并不能对于吉川幸助和大阪的市民代表做些什么。
而掌握着西日本财政大权的吉川幸助和大阪商人，却毫不避讳的通过手中掌握的报纸等舆论工具大肆批判藩阀政治的落后和守旧，认为这些抱残守旧的藩主们是日本走向文明开化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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