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宋粮食的运到，使得原本陷入恐慌的河北、山东等地百姓总算是安定了下来。但是河北、山东地区的灾情并不算严重，今年旱情的中心在于河南，作为中国最早开发的中原地区，河南的原生态是破坏的最为利害的一个区域。
虽然这一地区一直是中国农耕最为发达的区域，但是其水分蒸发量也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因此河南人常说：“五日不雨小旱，十日不雨大旱。”
崇祯十二年春，一场波及河南全省的大旱就这么不期而至了。除了秦岭和淮河流域，河南其他地区几乎无一幸免的遭遇了这场百年一遇的大旱，而陕西、山西、山东临近河南的地方也同样遭遇了这场大旱。
北方今年的旱情规模之广，程度之深，是万历以来少见的。朝廷和地方官员即便之前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防灾赈济的措施，也在这种自然的伟力面前一时束手无策了起来。
此前两年虽然也有北旱南涝的局面，但是旱情主要还在黄河以北的陕西、山西地面，这一地区的人口在过去几年不是饿死便是迁移出去，因此朝廷拨运粮食赈灾的难度其实并不算大。
但是今年旱情却波及了整个河南，这里虽然临近南方产粮区，调拨粮食的运输难度应该说是降低了。但河南本就是北方的产粮大省，也是人口大省。河南人口几乎等于陕西和山西人口的总和，约为大明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左右，想要对整个河南进行赈济，最起码也不少于3000万石粮食。
根据户部侍郎毕自严的计算，想要赈济河南等地的灾民，朝廷起码要拨款2500万元，这虽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河南一省上交的税银，去年也不过才150万元不到，但是以今日大明的财政状况，户部并不是拼凑不出这笔赈灾款出来。
但是朝廷有这笔钱，不代表能够购买到3000万石粮食出来。经过十年的改革，大明消灭了不少旧衙门，也增加了更多新衙门，统计局、物价局、交通运输部门等等。这些新衙门的成立可不是为了迎合皇帝的趣味，而是确确实实的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的。
哪怕那些最顽固的守旧派官员，到了今日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新衙门并不是皇帝用来安置逢迎自己的小人的供奉局，而是为皇帝和内阁执政更好的了解整个国家运转状况的，沟通上下情况的必要衙门。
让户部拼凑出2500万元赈灾款这一点并不难，难题在于朝廷拿出了这笔款子能不能购买到必要的物资赈灾。如果只是把这笔款子就这么丢进市场，那么除了推高粮价之外，并不能达到朝廷赈灾的目的。
哪怕是钱谦益这个不通经济的文坛领袖，在当了六年首辅之后，此时也大致明白了货币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在变化的。如果市场上没有足够的物资，大规模的投入货币，只能推高市场上的物资价格，从而搞乱了整个市场的经济运行。
也就是说，这2500万元投入市场，不仅不能赈济到灾民，还有可能引发金融上的问题。毕竟现在大明的流通货币是以纸币为主，纸币本身并无什么价值，唯一有价值的是纸币上承载的朝廷信用，一旦百姓失去了对于纸币的信赖，银行就要面对挤兑风潮。
户部官员自然是不肯让纸币失去信用的，毕竟现在大明财政的运行良好，正是建筑在纸币的信用之上的。一旦让大明经济重新回到过去的金银铜三货时代，那么朝廷投资的诸多工程项目就等于是失去了资金供给，毕竟朝廷手中可没有这么多硬通货，那样的状况就会变得更糟糕。
钱谦益看着内阁会议上一筹莫展的同僚们，这才发觉这些整天在背后诋毁自己无能的大臣们，真遇到了事情也没见得比自己强多少。
看着众人绞尽脑汁也说不出一个有用的建议，他心中不免有些快意，于是便清了清嗓子对着同僚们说道：“诸位平日里对着国朝大政一个个口若悬河的，老是责怪陛下不用各位之言。今天陛下没在，难道你们就不想说话了？难不成一定要我将陛下请来，你们才肯发言不成？”
即便是被钱谦益当面奚落，阁臣们也只能忍受了。大家都很清楚，今日的内阁阁臣权力不同以往，但同样他们的责任也不同以往。
如果是在崇祯朝之前，遇到这样的灾情，阁臣们只要向皇帝上书赈灾，就算是尽到了责任。如果皇帝问如何赈灾，最多也就是加一句请发内帑，和选派清廉之人负责赈灾事宜，基本上就没阁臣们什么事了。
但是在今日的大明，这样混日子的阁臣在内阁是待不下去的。内阁阁臣们现在各领职权，权力上要比过去大的多，但是同样要为自己手中的权力负责。赈灾一事牵涉到钱粮、运输、赈灾款的发放、使用及监管，各部都要为各自权力范围内的赈灾工作负责。
因此对于这样大规模的赈灾行动，已经不再是过去提名一个人负责，然后把钱粮交给他就算完事了。而是从六部中抽调人选组织成赈灾指挥部，然后阁臣挂名指挥，一旦出现了问题，那是从上到下都要追究责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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