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从去年开始的华北旱情，使得海河的水量进一步减少，让棉纺织工厂和海河两岸的农民们，在用水问题上爆发了极为激烈的冲突。这使得不少棉纺织工厂不是搬迁到南方，便是缩短了工厂的开工时间，新式蒸汽机的出现，无疑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因此在短短数月内，军器监便收到了1126台订单，而此时军器监一个月的制作产能不过7台而已。为了能够完成越积越多的订单，孙元化和薄珏等人将蒸汽机的部件进行了标准化设计，并开始将一部分不重要的部件发包给了民办工厂。
而在另一方面，新式蒸汽机不仅解决了钢铁厂的鼓风动力来源，还让钢铁厂不在受限于河流的限制进行车间布局，这极大的增加了钢铁厂的生产效率。而蒸汽机对于钢铁的质量要求，也进一步推动了钢铁生产的质量标准，唐山钢铁厂开始将其他铁厂甩在了后方，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着。
当然对于崇祯来说，崇祯十一年带给他的惊喜还不止于此。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除了粮食产量以外，其他指标都已经提前五个月达成了。
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朝廷制定的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而是在于第一次向大明官吏展示了，如何动员起社会资源去进行经济建设。在这之前，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就是无为而治，只要官吏不要去打搅民众的生活，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方式。
“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正是士大夫们认为的理想社会形态。这种根植于小农经济上的田园生活，在风调雨顺的年景自然看上去很美，但是一旦遇到了灾荒和战乱，这种虚假的美好生活顿时就变成了地狱。
对于士绅地主来说，美好的田园生活意味着他们能够从雇农那里获取丰厚的地租，却又不必向国家履行自己的义务，这自然是他们推崇的盛世。不过对于国家和平民来说，这种盛世却是以牺牲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平民抵抗灾害能力换来的。
因此当朝廷第一次推出五年经济计划的目标时，一度受到了地方官员及士大夫们的抵制，认为这是疲惫民力的祸国之政。毕竟在中国的传统学说中，根植于土地的小农经济，也就意味着天下财富是恒定的，朝廷说要每年增长多少财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政策，这无非就是想要从民众口袋里掏钱么。
士大夫们这时倒是清楚的很，普通百姓身上已经没有多少财富可以瓜分了，朝廷推行这样的政策，便是想要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因此这些士大夫们顿时变成了民众的化身，坚决反对用固定的经济数据来规定各地的经济建设。
各地的官吏们也是惶惶不安，毕竟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发展经济的方式。朝廷一下把这些经济指标固定下来，要是自己完不成怎么办？就算是最为坚定的改革派官员，也陷入了迷茫之中，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提高这些经济指标。
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实施的初期，就是在朝廷和地方官员的争吵中度过的。如果不是连年的北旱南涝灾害，使得计划经济抵抗灾害能力的凸显，使得北方官吏士绅改变了态度，估计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就要半途夭折了。
正是获得了北方官吏士绅的支持，朝廷才有余暇对那些抵制计划经济的官员进行调任及边缘化的处置，方才压制住了地方官员反对计划经济的风潮。但即便是如此，南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根本不理睬朝廷颁发的计划经济，他们也不公开抵制，只是将朝廷政策束之高阁而已。
就在这种跌跌撞撞的施政下，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依然获得了成功，如何不让崇祯感到喜悦不已。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基础，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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