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祖父过世，父亲被赶去婆罗洲后，张世杰就暂时在家守孝了。虽说谋害皇长子的大案并没有公之于众，但是勋贵一系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许多卷入此案的勋戚虽然没有被公开惩处，但是都被勒令离开了京城，除了丰城侯身边的极少数人和那些蒙古人出身的勋臣之外，大多数勋戚实质上已经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在和文臣的斗争中失去了大部分权力的勋贵们，一直以来都是依赖于皇帝的信任和他们同皇室之间的姻亲关系而存在于朝堂之上的。崇祯连皇族之间的亲戚关系都不放在眼中，更不用谈和勋戚们的姻亲关系了。失去了崇祯的信任，也就等于失去了勋戚在朝堂上最后的立足基础。
如果只是小小的敲打，也许这些勋戚们还要仗着自家过往的功绩哭哭啼啼的向皇帝抱怨些什么。等到他们意识到皇帝是真的想要把他们驱逐出朝堂，甚至是赶往海外荒芜之地后，这些勋戚们就开始变着法子向皇帝表起忠诚来了。
大明开国二百余年，如果说文官中还养出了不少名臣的话，勋戚则是一代不如一代。大多数的勋戚子弟，即不晓文也不知武，除了依靠天生的勋戚身份坐吃等死之外，便是时不时的在外干些欺男霸女的违法之事。
现在崇祯把他们驱逐出京城，剥夺他们的特权和财产，大多数勋戚想的不是如何反抗，而是想着如何向皇帝讨饶，从而恢复自家过去的幸福生活。为此，不少勋戚一边私下向皇帝报告其他人的不法之事，一边将自家子弟送去了陆、海军军官学校，企图借此重新回到皇帝的身边。
张世杰对于这些勋戚的行为虽然有些不齿，不过英国公府的处境也没比他们好多少。虽然崇祯赦免了张之极，但是张维贤倒是很清楚，这不过是皇帝担心把皇后给牵连进去，方才干脆的压住了这件案子。
这并不代表皇帝心里没留下疙瘩，于是他在去世之前上书崇祯把国公之位传给了孙子张世泽，跳过了儿子张之极，并在他还没去世的时候将张之极赶去了婆罗洲。因此一事，英国公府也沉寂了许久，闭门守孝不再插手朝堂之事。
不过张世杰虽说在家守孝，但皇帝并没有完全停止他的职务，只是让骆养性和他分担了锦衣卫都指挥使的权责，骆养性管理京城之外的事务，而他管理京城以内的事务。
此次朝堂之内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分歧，首辅黄立极便要求张世杰亲自赶来丰镇，把崇祯请回京城去。和从前相比，现在的张世杰显然就变得稳重多了。他见到皇帝之后，便清楚的把事情全部讲述了一遍，便安静的等待着皇帝的决定。
虽然刚刚从蒙古人那里获得了一个“博格达.天可汗”的称号，但朱由检却没有表现的那么兴奋不已。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思维来说，再怎么高贵尊崇的名号，如果不能配上相应的实力，都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参与此次忽里台大会的蒙古左、右翼33旗，不过占据了漠南蒙古诸部总数的三分之二，此外漠西、漠北诸部也同样没参与此次大会。就目前这个状况来说，蒙古33旗代表向崇祯敬献尊号，在法理上还是有些欠缺的。如果日后大明统一了蒙古诸部，今日之事自然是一件美谈。但若是收服不了蒙古诸部，这个称号也只能让明人关起门来自嗨而已。
只是他没有想到，他正在这里图谋蒙古诸部的时候，京城却又吵翻了天。黄立极让张世杰传递的消息，令他心情顿时变得极差。
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起因么正是崇祯离京之时正在轰轰烈烈推广的河北土地改革政策，应该来说在清除了皇庄、卫所和勋戚的势力之后，崔呈秀对河北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阻力已经相当小了。
河北士绅的领袖实是冯铨、崔呈秀，这两位现在都站在了皇帝这一边，反对土地改革的河北士绅自然也就没什么声音了。不过河北其他地方的士绅地主虽然不敢出声反对，和山东相邻的河北地区则还有人不甚服气。他们不敢公开的和朝廷作对，但是借着同山东士绅交好的关系，他们就把自家的土地纷纷出售给了以新城王氏为首的山东士绅。
跟河北士绅已经被崇祯分化驯服不同，山东士绅虽然在朝堂上站队改革派官僚的一边，但他们依然还是一个以土地为根本的地主文人集团。在河北士绅不断的把土地变卖，然后投入到新兴产业中去时，山东士绅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开始主动迎合这种变化，把原本自给自足的农庄改成了为市场输送棉花的棉花种植园。
但还有一大部分士绅却并不认同这种为市场需求生产的农业方式，他们认为这样的生产方式过于追逐利益，让那些原本老实听话的农民变得难以管教，败坏了乡村淳朴的民风。他们希望能够维持旧的田园式生活，在属于他们土地上的农民就应该听从主家的吩咐去劳作，为主家的需求去生产各种作物。只有当他们觉得某类粮食或棉花太多了，自家消耗不了了，再拿出去和别人进行交换。
对着这些士绅地主来说，土地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增殖财富，而是用以控制租种土地家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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