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的内阁会议室内，朱由检右手托着下巴，面无表情的倾听着，面前三十余名官员各自发表着意见。当他接到内阁派出使者传递的消息，匆匆的返回了京城之后，朝廷之中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返回京城后的第一天，他听取了各部官员提出的意见，选择了在乾清门举行朝会听政。召集了在京的官员和宗室、勋戚一起，听取他们对于庆王检举陕西韩、秦两藩谋反一案。
当庆王亲笔书写的检举信件送到京城之后，此前还在为韩、秦两藩喊冤，认为这是锦衣卫和杨鹤勾结陷害两名无权无勇的藩王的官员，也很快就失去了声音。
虽然他们的理智告诉他们，没有护卫，也没有得到当地官员军队支持的藩王造反，其实和自杀没有区别。韩王和秦王两人，既没有出色的才能，也没有令封国百姓交口称赞的名望，更没有得到朝中某些官员的支持，稍稍有些见识的官员都不能相信，两人有造反的资本。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两藩谋反，朝中的官员自然不介意为这案子做一回主，并借此案打击下越来越活跃的锦衣卫，说不定还能将杨鹤也牵连进案。毕竟国务委员会成立之后，陕西总督的位置可并不亚于六部尚书的位置。
主持一个公道可以一举三得的获得这么多好处，自然就会有官员站出来主持公道。但是，庆王的一封告密信件，顿时将不少官员的这点想法打消了。没有哪位官员愿意同一位藩王去对质，证明他手中的资料是虚假的。
当然还有些官员还是坚持了下去。虽然无法推翻庆王提供的证据，但是他们很快就后退了一步，从为两藩喊冤，变成了要求援引祖制，减轻两藩的惩罚力度。这些官员认为，韩王和秦王可以发往中都凤阳守陵，其他涉案宗室严重的也一并送往，但是和谋反案无关的那些宗室，应当还是留在原籍为好。
一些陕西籍贯的官员，原本对于两藩谋反案一直保持着沉默，但是随着庆王揭发书信的出现，他们虽然没有对着两位藩王落井下石，但是对于将宗室放在原地看管起来的惩罚方案，显然是大为不满的。
这些陕西籍贯的官员很快就提出，既然谋逆案属实，那么这些宗室就应当依照杨鹤等人的主张，将他们外迁陕西，好让多次受灾的陕西父老，恢复些生气。
朝会上近千官员的轮番发言，除了让朱由检听了个头昏脑涨，并没有让他听到多少有意义的言论。因此第二日，朱由检便将会议场地挪到了文华殿，将中低阶官员都排除了在外，只留下内阁和六部高级官员，还有福王和蜀王、丰城侯几位，人数还不到40。
剔除了那些口无遮拦，又极有功利心的中低阶官员之后，文华殿内参与会议的官员们，终于表现的矜持了些。即便这些官员之间也有冲突，但是他们在皇帝面前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个人素质。
不过即便是这样，这场争论也已经持续了两日，在场的官员们分成了三个立场。人数最多的一方，还是南方出身的官员和藩王、勋戚。他们的主张就是，两位藩王谋反的事太过蹊跷，还是应当再派人下去体察。
此外便是，哪怕藩王谋反一事真的属实，看在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太祖的血脉，也应当从轻发落。而那些宗室在陕西生活了一辈子，现在因为一个没有查清楚的罪名，就要将他们迁移出陕西，同样也是不大合适的。
人数最少的一部分，还是陕西籍贯的官员，还夹杂着韩爌等两位山西官员。他们认为，两藩和宗室犯的罪应当轻判。但他们同样也认为，陕西境内的藩王宗室能够迁移出陕西的话，对于屡屡受灾的陕西百姓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善政。
人数居于两者之间的中立派，则一直等待着皇帝的表态。看似默不出声的中立派中，其实也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些人是想要跟随崇祯的立场进行发言，还有些人则是想看一看皇帝的立场再来决定自己的发言。
足足忍耐了这些官员争吵了三日的朱由检，听到刘宗周再次提道：“…事在周礼：一曰议亲之辟，谓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议故之辟，谓与王故旧也；三曰议贤之辟，谓有德行者也；四曰议能之辟，谓有道艺者也；五曰议功之辟，谓有大勋立功者也；六曰议贵之辟，谓贵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七曰议勤之辟，谓憔悴忧国也；八曰议宾之辟，谓所不臣者…”
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说道：“先生所说的八议，朕已经知道了。按照周礼，这八议，就是议亲、议贵…归根结底，不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各位先生和诸爱卿，是不是也都这么看？”
刘宗周虽然住了口，但脸色却甚是平淡。不管皇帝也好，还是那些想要处罚宗藩的官员也好，终究还是越不过圣贤大道去的。毕竟，这八议不仅仅是保护了宗室亲贵的特权，同样也是保护了士大夫们的特权，哪怕这些官员再怎么痛恨宗藩，也不会在这一点上提出反对意见，否则便是将自己置于全体士大夫们的公敌位置上去了，大明朝除了一个海刚峰之外，还没出过第二个这样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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