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停顿了片刻之后，对着台下的军民继续说道：“有人说，我大明就是中国，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我中国居于天地之中，是为天朝上国；四野八荒皆为蛮夷，必臣服于我中国也。
为了维护大明天朝上国的威仪，凡有不臣者，必兴王师以讨之。这样的大明值得我们用只有一次的生命去捍卫么？朕以为还差一点，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未经一战就投降后金的官民。
也有人说，我大明即是华夏，有礼仪之大，故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此所谓华夏也。简单的说，我华夏之所以是华夏，就是因为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我华夏之历史，有典籍记录的就可以上溯到三千七百年前的夏朝。当我中国之人书写记录历史的时候，四方蛮夷还处于茹毛饮血、衣其羽皮的野人生活…
是以华夏即是文明，文明即是区分华夷的唯一标准。文明是，当蛮夷还在刀耕火种时，我们已经开始书写文字，制定礼乐制度，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了。
文明是当蛮夷还在驱使同族兄弟以为奴隶，杀戮人民以祭祀上天时；我们已经开始废除奴隶，以为国人，废除人祭，代以牲畜以活人。
总而言之，文明即是夫子所谓的仁，仁者爱人。是以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大明应当爱护自己的人民，这才是真正的仁。
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应当如何去爱护自己的人民，朕以为不过是保证人民有以下三个权力：人民有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人民有没有实现幸福生活的权力？人民有没有保卫幸福生活的权力？
我们说要保家卫国，就是要保卫夫子的仁道，就是要保卫我大明人民最为基本的三个权力。也只有保卫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力，才值得所有大明人不惜用自己生命去捍卫她。
任何敢于阻止大明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内外势力，都是背弃了华夏文明的叛徒和敌人，我们都要毫不犹豫的起来同他们做斗争。不管这个敌人手上拿着的是刀枪还是笔墨，我们都要粉碎他们对一个真正文明国家的进攻和诋毁，还要在他们的尸体上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站在高台下方左侧近卫第二师队列中的张献忠，对于崇祯的话语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触动，但是左右的近卫师将士们，和更远一些的遵化百姓们，对皇帝的演讲却听的如痴如醉。
张献忠虽然读过几年书，但并不算是正式开蒙过，因此也就没有确立牢固的纲常名教观念。对他来说，豁出性命在战场杀敌，自然是为了升官发财，脱离平民百姓的阶层，以此来光宗耀祖而已。
至于所谓保卫文明，保卫仁道，这些口号实在是太高大上了些。而保卫大明人的幸福生活云云，张献忠内心还颇为抵触，现在的大明人哪有什么幸福生活。就以他过往的生活经历来看，也就京畿一带的百姓还活的像个人样，据说江南百姓的生活比京畿百姓还强一些，不过他没有见过。
仅以他见过的陕西、河南、山西几地百姓，别说是幸福生活，就是想要活下去都很是艰难。如果能够让这三地的百姓能达到京畿百姓的生活，那已经算是了不得的仁政了。更不必提那些地方官员和乡绅互相勾结，鱼肉百姓都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了。
张献忠悄悄的环顾周围将士们的神情，觉得也许只有这些在皇帝羽翼下庇护的将士们，才会相信皇帝说什么，就能做到什么吧，他反正是不大相信的。不过，张献忠也意外的觉得，他听着皇帝今天所说的这番话，倒是比起此前听到升官的消息，更让他心里感觉温暖舒服一些。
也许，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上位者不以利益和道义去苛责下面的普通百姓和军士，让他们去保卫大明江山社稷的缘故吧。不管皇帝今后能不能实现他今天说出的保证，张献忠都觉得，起码现在他还是愿意用自己的性命去保卫这样的皇帝。
在高台左侧楼梯边上，同肃立的军民队伍面向而立的官员队伍里，崔呈秀也在不断的打量身边官员们的神情。
对于崇祯在祭文过后的演说，崔呈秀觉得虽然有些新意，但是对于夫子的仁恕之道未免有些叛离了。更何况，夫子所谓的仁政爱民，主要还是指士大夫自我约束的道德感，爱民不是让你真正的去为小民谋利益，而是说士大夫应当具有这样一种品质而已。
所以士大夫们所言的仁爱，不过是为了满足士大夫们自我需要的道德需求，不是让士大夫们真的为那些贩夫走卒所驱使，为这些小民的利益东奔西走，劳身伤神。
不过虽然皇帝的话语叛离了夫子的正道，崔呈秀倒也没有迂腐的想要去纠正皇帝的看法，他倒是以为，这是一个了解崇祯内心的突破口。自从崇祯那晚召见他，抛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改革方略后，崔呈秀这些日子来都拼命找借口拖延答复皇帝的时间。
内阁首辅和身后之名的诱惑虽然让他难以拒绝，但如果耕者有其田的改革方略是一条死胡同，那么他也是没什么兴趣接受皇帝的任务的。而崔呈秀这些日子里反复思量的结果，便是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强力支持，那么也许耕者有其田的改革方略虽然实现不了，但是缓和一下土地兼并引起的各地激化的民绅矛盾，也许还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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