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陆军军官学校所代表的，未来军队指挥体系的影子吸引住了孙承宗等人，他们才开始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军官学校的教育中去。
而随着他们投入的精力越多，他们对于这种完全不同于武学的军校就越有兴趣。
和松散的武学不同，军校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前所未有的严格，这也使得从学校、学系、班级乃至宿舍，形成了从大到小的各个等级的集体。
这些军校的学员们，在教官和校规的高压下，开始被强制抹去曾经的社会属性，而被赋予集体中普通一员的身份。
凡是不能融入军校集体的学员，很快就会被整个集体所排斥，而在校方的纵容下，这些学员不是被迫退学退役，就是被迫接受集体的帮助，重新尝试集体生活。
陆军军官学校所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让军校的学员展现出了某种趋同性。对于茅元仪来说，这是最好的条例实验对象。但是鹿善继和袁崇焕，却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在军中，除了文官转任的武职可以一开始就统帅一军，他们的升官也和军队内部没有多大关系外。
武进士和将门子弟在军队中的升职，主要还是依靠家族关系为主。
比如大明边军中的将门，有东麻西李之说。李就是指李成梁，当日李成梁坐镇辽东时，军中大将都是出身李家一族，李氏一门九虎，时常为人所称颂。
李成梁势力最为盛时，有文官就直言不讳的对万历劝谏道,说环神京几千里的军队里，都有李家的子弟，如果李家有异心的话，那么皇帝应该怎么办？
虽然李成梁听说了朝中文官对自己的攻击，赶紧上疏求去。在万历的安排下，这件事也终于不了了之。
但是将门子弟在军中升职迅速的风气，并没有得到任何的遏制。一来上阵杀敌，统帅想要切实的掌握自己的军队，莫过于任命自己的族人或是姻亲。
否则一旦自己被敌军包围，指望旁人率领的军队来救援，那可真是天晓得了。而明军同建奴作战，吃这个亏也不止一、二回了。
当日白杆兵同浙江兵听命去救援沈阳，结果苦战之余，先是被明降军发射大炮攻击，后有奉集堡总兵李秉诚、虎皮驿总兵朱万良等三万人进至白塔铺后观望不前，坐视川兵和浙兵覆没。
可见军中讲究上阵父子兵，乃是经过鲜血考验的。特别是明军军纪不断崩坏的现在，军队统帅更是不敢把自己的性命交给没有关系的旁人了。
而对于这些军中的中下层武官来说，如果不依附于某个军中将领，不但立功得不到褒奖，而且每次都有可能被派到最危险的任务。
在这些武官面前，他们的直属上司或是军队的统帅，就是他们头顶的天。至于皇帝和朝廷，事实上并不存在于他们的世界之中，因为他们根本接触不到。这也是将门势力能够不断发展的现实条件。
但是随着这所军校的成立，被抽调而来的中层和基层武官们，他们原本所处的小天地被打破了，而重新被掰碎揉和进一个名为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集体之中。
而所谓的将门的影响，被军校挡在了门外。他们的升职将不会受制于某个将门的操纵，他们在军队中遇到的困境，可以通过另一条通道进行申诉。
简单的说，利用这所军校，皇帝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对于军队的中下层武官施加影响，并通过他们去了解军队的现状。
而原本垄断了军队和朝廷之间沟通权力的将领们，将不得不接受手中权力被削弱的现实。
总参谋部和陆军军官学校，只要掌握了这两个部门，花上三-五年的功夫，把全大明的军队都整顿一番。那么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明的军队也将会牢牢掌握在文官们的手中。
刚刚理清了思路的鹿善继等人，又怎么会认同在这个时候，在成都再建立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从而分散了他们掌握的军校对军队的影响力呢。
鹿善继、袁崇焕对于军校的教育，从刚开始的随意到现在的热切，朱由检显然都看在眼中。
事实上，就算是崇祯自己，也希望能够推迟一些时间，当北京陆军军官学校完全走上正轨，积累办学经验之后，再开设地方的军校。
不过随着他和各地商人代表的交谈，他已经发现大明各地的社会秩序已经慢慢开始崩解了。特别是云、贵、川这些西南边疆地区，官府的声望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
特别是云南、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奢安之乱被叛兵肆虐过一次，而官府派来平叛的军队同样没比叛兵好多少，这些卫所军打仗不行，但是劫掠地方却比叛军有效率多了。
如果不是四川还有石柱土司兵撑着，朝廷又赶紧把延绥总兵杜文焕调入了四川，击败了奢崇明，收复了重庆，四川一地还真要大乱了。
但是云、贵、川聚兵10多万，其中一半是汉兵，一半是土兵。汉兵不耐战，而土兵不肯尽力。
击败了奢崇明并收复了永宁之后，四川、贵州的文武官员之间又为了争功而矛盾重重，这也给了水西土司安邦彦机会。
天启四年春安邦彦陷贵州，巡抚王三善军没。天启五年，总理鲁钦败于织金，贵州总督蔡复一军又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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