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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电影节的悠久，戛纳电影节的人气，柏林电影节的专业，世界三大电影节关注度始终超然，即使近年来三大电影节的影响格局略有变化，但他们身上的光芒还是耀眼。自从2004年多伦多电影节的崛起之后，世界三大电影节悄然正在往“四大”转变，而这第四影展，就是新贵多伦多电影节。
第四影展的崛起，与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提前有直接关系，而电影节和奥斯卡之间的关系，还要追述到一个专有名词，“冲奥”，这并不是代表着冲击奥运会，而是冲击奥斯卡，“冲奥”相伴而来的就是学院公关，也就是让韦恩斯坦兄弟扬名立万的人际交往手段。
学院公关其实不是从来就有的，“冲奥”一词更是闻所未闻，这一切都是伴随着1999年第七十一届奥斯卡上，米拉麦克斯的“莎翁情史”战胜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的壮举而出现的，哈维-韦恩斯坦用他的吸引眼球的战术一次又一次地将巨人绊倒。从此，每年的颁奖季从十二月开始演唱到整个后半年，奥斯卡从一场赛马变成了马拉松。颁奖季之中，作品的出色是第一要素，而学院公关则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如果将奥斯卡形容为电影世界中的一场年终总决赛，历史优秀的欧洲三大电影节无疑就是三大满贯般的崇高地位，而后起之秀的多伦多，依靠着其规模和影响力，逐渐在第四大满贯的位置上站稳了脚跟。
多伦多电影节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容量，在于无所不包的“世界电影”，每年将近三百部电影上映，百分之九十都是北美首映。在多伦多，观众们买到的不仅是电影票，更是一台时光机，因为这意味着能比别人早上半年甚至一年看到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而对于普通英迷来说，这里就像是一个探险节目，可以在这里发现尚未被人熟知的瑰宝。想象一下，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属于自己的宫崎骏、詹姆斯-卡梅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那种伯乐的心态足以让人飘飘欲仙。
由于没有正式的竞赛单元和电影市场，多伦多的气氛比起三大电影节要轻松、自如许多。最重要的奖项“人民选择奖”完全是观众投票的结果，这也使得多伦多电影节上，电影的主创人员与观众们无比地接近。而多伦多的观众，恰恰是世界上最热情的观众，他们用一颗包容的心，把电影的主创人员送上了至高的地位。
当年，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记忆碎片”在经历了圣丹斯电影节的好评之后，但依旧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经过大半年之后，他又带着这部作品来到了多伦多。克里斯托弗-诺兰回忆当初的情形时说道，“当我坐在多伦多的观众中，听到他们以之中非常主流的方式接受这部影片——观众和故事之间建立起了非常明确和顺畅的沟通关系。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可以在更大规模上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拍一部大电影，让人们理解它，回应它。”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提前一个月进行之前，大部分冲击奥斯卡的作品会在十二月上映，因为刚好可以挣三个月的票房，用这笔钱支付打广告的费用。现在，奥斯卡提前了一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作品的发行时间也将提前到十一月，那么九月份举行的多伦多电影节就成为了首映最合适的地方。多伦多电影节会有数不清的美国媒体——这就是多伦多比威尼斯占优势的地方——来到这里，平均有超过一千五百名的记者，会对电影进行最合适的报道。其后，电影再安排北美上映，顺利冲击奥斯卡，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从多伦多电影节最后的大奖“人民选择奖”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属于观众的电影节。
1987年，全球最著名的影评人之一、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杰-埃伯特从多伦多电影节发回报道，开篇第一句话是“据说多伦多有着世界上最高的人均观影程度，而电影节进行了五天之后，我开始相信了。”十年前，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的他，在卡尔顿酒店结识了一位朋友。这是一个留着大胡子、带牛仔帽和抽古巴雪茄的男人，他热情地邀请罗杰-埃伯特去参加当年九月份举行的多伦多电影节。
这位达斯蒂-柯尔是多伦多电影节的四位创始人之一，他自称是一名房地产商，但真正的工作似乎是结交每一个人。他在当年的戛纳还邀请来了“洛杉矶时报”、“纽约日报”、“村之声”等几家美国权威媒体的影评人，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当时加拿大已经有了一个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蒙特利尔电影节，加拿大媒体对多伦多反应相当冷淡，几乎没有人进行报道。然后，达斯蒂-柯尔借助着自己的朋友，却让多伦多电影节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媒体中造出了声势。当然，当时的所有人也想不到多伦多如今的规模。
无论在多伦多、圣丹斯、戛纳或者某个亚非拉电影节，在美国媒体中你都能看到许多带着一顶特制银色牛仔帽的人们——这意味着他们都是达斯蒂-柯尔的朋友。这些人中甚至包括着大名鼎鼎的韦恩斯坦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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