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只用随箱赠送的平常的贴纸，余正夏也能贴出道风景线来。箱子上贴了很多贴纸，排列得密，却不乱，一丝花里胡哨也没有，反倒显得很整洁，每小张贴纸都贴到了应该被贴到的地方，令人看得赏心悦目。这可绝不是个简单的活。
收拾好了大行李箱，余正夏将箱子立了起来，抓着上方的把手，推到房间角落里去。然后，他又开始翻抽屉，翻出来些他要往大书包里装的东西：楼下小卖铺买的一堆发黄的草纸，英语单词小册子，还有上届高考过后新鲜出炉的全国二卷地理五三B版——
带去了画室，他会不会看？
余正夏不太敢确定。既然要考美术专业而且是考清美，既然打定主意要去北京的画室学，他不敢不专心学习艺考的考卷该怎么画，不愿分精力到任何别的地方，正如吃午饭时和母亲说的那样，如果是艺考文化两手抓，他怕自己翻车，怕自己两只手都抓不到，或者抓得不够好——对他来讲，抓得不够好和抓不到，是同一个意思。然而，他也不敢松懈文化课的学习。上课的空白期，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有余。倘若他自己什么也不学，等他艺考回来，估计连分析农业区位因素该按哪几步走都能忘了。那是高中地理卷子上相当简单的一部分，就连教十六班地理的郑老师，都懒得去在讲评试卷的时候讲。十六班的地理平均分，位于稳定的年级倒数。
犹豫不定着，他还是把一大摞黄草纸夹到五三本子上印着人文地理部分三年模拟题的两页间，再把紫皮大厚本装到他的书包里。他想着，到画室那边，能看几眼书就看几眼书。两天过后，在画室，他可能会被大山似的专业课压得透不过气，可能并没有什么机会去掏文化课的复习资料出来，可如果一眼都不看，他实在安心不下。装完紫皮大厚本，他又往包里装了高一高二两年的五本地理课本进去，附带上高一就开始用的那本地理填充图册，封皮的右上角和右下角都有些发皱和起卷。看到了褶皱和微微翘起的卷，余正夏忽然又一次发现，时间过得比他预想的要快。他记忆里，高一刚开学时给同学们一人发一本图册的郑老师，样子明明还是那么清晰，清晰得仿佛是在昨天。
装了地理复习材料和其余几件东西，余正夏又从书桌的桌面上，拿起了一个透明的塑料文件袋。他从袋子里掏出里面的材料，手上的动作，慢得像一双夹生黄豆的筷子，生怕有什么东西被他不小心掏掉出去。他找到他的手机，根据备忘录上写的东西，一项项对照：初三时办的身份证原件，前两天刚在街上文印中心印好的十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个装一寸照片的小纸口袋，以及几张写生作品的高还原扫描件。这么几张素描、速写、色彩的写生画上，都是西坡公园不同角度、不同时候的风景，囊括了公园内春夏秋冬，画了西坡湖面亭亭玉立的株株白荷粉荷与湖边的人山人海，画了游乐场的海盗船和场内的游人如织，画了春日梨树杏树桃树下铺布块享用野餐的一家家亲子三口，画了人烟稀少处小溪流上木头桩搭的小桥。几张复印纸，都被他仔仔细细叠了对折，就算离近了看，也看不出哪怕一丝叠不整齐的痕迹。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和作品扫描件都装回文件袋里去，身份证单独装在书包里的一处，不容易丢，需要掏的时候，也比较好往外掏。
装完资料袋，又装了些别的东西，他的书包也快和他的行李箱一样满了。但他还是使使劲，往包里的几处空隙处，塞了几卷垃圾袋，又塞了几卷长得跟双面胶一样的纸胶带。他本来是想要去画室超市那儿买的，但考虑到画室那边的纸胶带会卖得贵些，就在七月某一天的周末傍晚，徒步走了半个小时，到了动画学院附近的画材店，买了一塑料袋的胶带纸，然后又走了半个小时回来。
保温杯放到书包旁边的网兜，拉链拉上，书包也差不多收拾好了。余正夏坐到桌前，速写本拿出来，速写用的铅笔拿在手里，他又开始画自己给自己留的速写临摹作业，样子平常得很，仿佛今天只是高二升高三的这个暑假里没什么不同的一天，仿佛八点钟就要动身去火车站然后去参加集训的那个美术生并不是他。
他只是画着，画着，和高一高二的几乎每个周六周日没什么两样。半小时过去，笔下浮现出一位年轻的欧美卷发女郎的侧脸；又半个小时过去，笔下浮现出一位站立着的、约莫才五六岁的小男童；又半个小时过去，笔下浮现出中年女子席地而坐的模样；又半个小时过去，笔下浮现出女青年临桌埋头动笔的样子——除了性别有差，除了背脊挺得没他直，和现在正坐在桌旁刻画她头发线条的他差不太多，当然了，余正夏自己没联想到这一点，画女青年后脑勺上头发的时候，杨老师正在他脑袋里重复着自从他上初二就在重复着的一句话，那句话简直要挤满他大脑里的每个角落：
“头发要一组一组地画，先分大的组，再分小的组，不要一根一根地画，不要忘了，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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