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在朝廷之上激烈争论，就是无法达成一致，这是常态，在历史之上，改革派和保守法总是争论不休，各自为各自的私益而抗争。
朱由校看着这一切，他内心有些动摇，这样向天下仕林收权，是否正确？但这权不收，则是意味着皇权流失。
用米柱的话，那一千万流到那里去了？流到那里去，大宝就属于那里，先皇有言：“内帑在则大明在。”帝王之术基本在于平衡，他们用国库平衡天下，内帑则平衡国库和朝廷，一旦失衡，那就皇权不在之时，内帑不过三四百万，那一千多万，流到那里去了。
朱由校看着群臣争论，觉得有些累了，这些东林君子，开口闭口，仁义道德，不屑曰利，仿佛曰利都是污了耳朵，自坠身份，但是争起利润来，他们丝毫不口软，每一次加税加赋，这都千难万难。
大明赋税之低，为历代最低，一直是藏富于民，休养生养，但二百年下来，民没有富，富的倒是广大的官商利益集团。
大明商业基本没有，皇祖父派人去收商税，尽入内帑，又被这些人恶毒攻击说贪钱，说与民争利，明明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装作大仁大义，为天下万民而抗争。
现在直接指向他们了，不向百姓加税，向官员加税了，他们还是这样，又像是小丑一样跳出来，拿什么祖宗家法说事，拿什么仁义道德说事，其实就是一个小丑，拼命为自己挣钱的小丑。
海瑞是这个时代官员的道德标杆，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以海瑞的标准要求自已，只会以海瑞的标准要求别人，用米柱的话，应该是用圣人标准要求别人，用贱人标准要求自己，东林党就是这么一群人。
朱由校突然道：“海瑞先生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世人赞曰：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然刚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为何？”
皇帝这么一问，大家都不好说了，海瑞为天下第一清官，却屡受排挤，连张居正惧怕海瑞严峻刚直，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也不任用，他是一个刚直之人，但却不是做官的人，没有一个官员愿意这么所以正人君子，反成异类，备受排挤，大家不敢言语了。
米柱道：“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他没有儿子，所以去世后，佥都御史王用汲去主持他的丧事，看见他的住处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朱由校道：“传旨！追封海瑞为太子太师，谥字文忠！着海南知府建庙以纪念之。”
一代名臣，生前死后都为天下人所景仰，但是朝廷谥号却是如此寒酸，可见其处境的艰难。
许多官场中人把海瑞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他那种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不仅在当时宛若污水横流中的一脉清泉，也让他为官场所不容，但其人格魅力，却足以让每一个人为之景仰，米柱抢先道：“谢主隆恩。”海瑞儿女俱早夭，无人继承香火，官方立庙以纪念之，再合适不过。
朱由校冷晒道：“若果海文忠公在世，断无为只有2000亩免税田而抱怨朝廷恩德太浅。”
朱由校的话，说得大伙儿面红耳赤，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之点头，他们担心一旦点头，必为千万读书人所指，遗臭万年了。
新税法的推行，离不开朝廷六部和内阁的支持，即使朝廷支持了，还是必须获得天下各地抚督和布政使司的支持，没有这些大佬的支持，新税法就是一句空话。
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不但作为大地主代表的东林党人死不松口，就是聂正、李思恭这些中立派也不敢轻易代态。
聂正和李思恭，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历年俸禄和岁入，都寄回乡下，建宅购田，这叫衣锦还乡，他们自已名下田亩，肯定没有二千亩，但是挂靠部分，肯定不敢肯定了。
连马后炮聂正、坐地炮李思恭这样的清廉中立派都不敢点头，其它人可想而知。
大臣们告退之后，朱由校在御书房接见几位心腹，他说道：“必须搞掂六部和内阁，这一部分由朕、孙公、魏公公负责，至于地方抚督布政使，则由维新负责，事关大明百年大计，以稳打稳扎为前提，咱们不争一朝一夕，稳步向前，但是新税法在所必行，朕不会将这问题留给子孙后世。”
孙承宗、魏忠贤、米柱等齐声称是，他们必须游说大臣们，才可以令新税法通过。
在造势方面，现在《大明日报》，头版头条，尽是新税法的问题，在汪文言等包装之下，新税法成为拯救大明唯一之法，百姓减赋，官绅加赋，轻易的获得了天下百姓的支持，百姓们无不齐声欢呼，高曰：“天子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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