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松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通货膨胀。
实际上，自从1979年年底，京城统一提高了猪肉、羊肉、牛肉、家禽、鲜蛋、蔬菜、水产品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以来。
仅仅经历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平稳期，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就开始有脱缰之势，陆续开始上涨。
翻过年来，甚至还出现了相关产品搭车涨价，和大量议价商品充斥市场的现象。
比如散装啤酒，国家定价是一大碗一毛八分钱。
可由于商品短缺，京城有的地方就自己提高了两分钱，卖两毛钱一大碗。
顾客当然不乐意了，宁卫民的邻居罗师傅就较过这真儿。
“不是一毛八吗？怎么变成两毛了呢？再说了，你给的也不是满满一碗啊！”
服务员却满不在乎。
而且正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没个好气儿，话当然是横着出来的。
“就这还没货呢！你要喝就喝，不喝拉倒！反正你不喝有人喝。”
“嘿，你小子够横的，你还讲不讲理？”
“你要讲理是吧？告诉你，别家都往散啤里扔冰块，知道不知道？我没这么干就够对得起你了，你喝得可是纯啤。挺大岁数？怎么占了便宜还卖乖啊？”
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弄的不亦乐乎。
啤酒尚且如此，像蔬菜这样每日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就更严重了。
尤其这东西还是分等的，一向是什么等的，卖什么价钱。
想想看，每天那么多种菜要凑在一起对外销售，那是相当复杂的价格体系。
自然就更容易出现争执，以及商店擅自提价的问题。
于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政府的临时应对之法，就是让报纸每天公布政府颁发的调整价格通知。
老百姓呢，便因此养成了带着报纸去买菜的习惯。
只有这样对照的看着，才能知道商店是不是乱涨价啊。
可惜这种办法纯属理论性的，很多时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像宁卫民的邻居米婶儿，就是煤市街副食店里卖菜的，对此体会最深。
比如说有一天，按照报纸上的价钱，小白菜儿应该是两分钱一斤，调低五厘钱。
可副食店还是按照前一天的价格，就是一斤二分五厘来卖。
结果因为菜价多了五厘钱，当天便屡屡有顾客提意见，和米婶儿争论。
偏偏这副食店和餐馆还不一样，守着家门口儿，眼瞅着好多都是熟人。
米婶儿委屈也没法摔咧子啊，只能好言好语解释。
“各位街坊，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啊。那么多种菜，都一天一个价儿，哪儿来得及调整呀？何况领导就让我按这价儿卖，那我也没办法啊。大伙儿都理解理解，多收了钱是国家的，也不是进我兜儿里……”
如此，卖了一天的菜，也着了一天的急。
米婶儿嘴皮子差点没磨破了。
就这，还好几次差点没忍住，悬得乎的呛呛起来呢。
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这儿会说，多五厘钱或者少五厘钱，不就是半分钱吗？至于的吗？
可当年就是这样，还真至于。
说白了，除了大家收入少，关键是当年的钱，真可以做到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拿小孩买糖块来说，经济账就能算得比半分还细。
同样也是这个时期，京城有一个顾客在《京城晚报》上刊登文章，专门给商店的糖果柜台提了意见。
文章指出，一斤水果糖块是一元一毛一分钱，数量应该在一百一十四块左右。
那么以此推论，一毛钱起码应该给十一块糖才比较合理。
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钱，售货员顺手抓了七八块给孩子，这是不对的。
应该童叟无欺嘛，对于小顾客更不能欺骗。
这件事，当然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
因为商店又不是售货员开的，人家图什么啊？
只能说是图省事罢了！
可这也更加证明了一点，当年的人们对价格就是那样的敏感。
所以，从1980年开始，“价格”这个词开始逐步成为社会最受关注热点词。
从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各种调查中。
有关商品“价格”的关注度，几乎总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
这种敏感性和热度，就像今天的人们面对房价问题似的。
也是从这时候起，物价大检查开始盛行，物价局变成了非常出名的局。
各地的物价检查所、监督站，也成为了最威风凛凛的实权部门。
要说实话，这样的历史时期其实是个挺特殊的时间段儿。
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多少有点缺乏安全感。
大多数人的心里既感到飘忽，又觉得惶然。
因为几乎人身边都有急需解决，却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或是为工作，或是为生活，或是为家庭，或是为子女，或是国家大事，或是柴米油盐……
尤其是出于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未知，不知国家与自己的未来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去变化，更是让人们感到如同脚踩在棉花堆上那样忐忑不安。
但也别说，偏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宁卫民这小子倒是越活越如鱼得水了。
这当然得归功于他身为一个穿越人士的特别属性上。
要知道，目前这些让大多数人困扰不已的问题，对于熟知历史走向的他来说，却完全没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担心。
是的，东西是在涨价。
而且所有副食品，都在涨。
这还是建国之后头一次，人们感到生活成本在持续性的一日高于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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