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卫民的行动很快，既然想好了，执行力就是杠杠的。
饮酒会第二天，他就打国际长途和发传真回京城，跟宋华桂和邹国栋阐述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当然，有的话是不能明说的。
比如五年之后，凭什么他就断定日本分公司会遇到大麻烦？
这事关日本经济结构的整体崩溃，他完全没法解释。
即便他说实话，公司那边也不会相信。
这么大的事儿，连各国经济学家都预测不出来，他凭什么“妖言惑众”？
所以，他也只能是从“卡位”的角度，来为宋华桂和邹国栋分析这件事的利与弊。
宁卫民表示，日本皮尔卡顿公司执意要在华大举投资建厂，本质原因是受日元升值影响，导致本土生产成本持续增高。
因此这个计划日方不大可能会放弃，这几乎就是他们维持外贸订单，保持公司利润的唯一出路。
哪怕华夏公司不肯帮忙，日方也必然冒险一试。
何况就是日方不来华建厂，就凭共和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及能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条件，其他国际品牌也必然有想来建厂的。
那么无论哪家品牌来华建厂，都一定会对共和国的服装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并且会逐渐改变内地服装市场格局。
换句话说，一定会对皮尔卡顿公司的现有市场占有度造成威胁和损害。
所以既然阻止不了，与其便宜别人，倒不如与同出一脉的日本公司合作。
还能让华夏公司在未来的品牌大战中，多占据些主动权，分上一杯羹。
虽然日方的条件确实很苛刻，他们态度也居高临下，很强横。
表面上华夏公司需要承担的责任多，拿的回报少，似乎很吃亏。
可毕竟建厂是在京城，这是华夏公司的主场，最后综合来看，实际上可未必如此。
首先，日方的服装制造生产水平确实是让人钦佩。
华夏公司大可以通过合作引入先进流水线，从日方的身上学习先进服装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既能迅速提高“PC”品牌服装的质量和口碑，也有利于华夏公司为日后自己独立建厂积累经验和人才。
哪怕今后日方在这家工厂上的确大赚特赚。
可华夏公司只要能少走弯路，拥有自己的厂子，那用市场换技术，也是值得的。
其次，华夏公司掌握着政策疏通渠道和上层关系，是可以在方方面面卡日方脖子的。
如果日方仅仅只凭着股权上的优势，就想当老大，那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说句实在话，这种主客关系还得凭综合实力和心智角逐，并不是提前一纸文书就能约定的。
要往早年间说去，《红楼梦》的贾府怎么样，那几个大总管不都比主子富裕吗？
往解放前来说，被大掌柜玩弄于股掌之间，耍得滴流乱转的东家，那也海了去了。
要不怎么会有刘宝瑞的相声《假行家》呢？
要再往近前了说……咳咳，大家能在一起共事也是缘分。
总之，宁卫民的意思就是，这件事只要成功立项，双方确定要合作。
之后的进展快慢和节奏，其实完全掌握在华夏公司的手里。
日本人只能眼巴巴看着，手根本够不着。
就拿建厂来说，批地，施工，物流，任何一环节，华夏这边只要随便扯扯皮，玩玩花头，就能让红头文件下不来，拖上几个月。
何况只要钱到了位，怎么花，往哪儿花，什么时候花，那还不都是华夏公司说了算嘛。
说白了，钱没到位的时候，给钱的是爷爷。
但钱要到了位，给钱的就是孙子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在开始立项上可万万不能拖。
华夏公司不好日方讨价还价的，应该尽快敲定双方合作的条件，让日方拨款才是。
不为别的，就因为建厂投资巨大，而日元升值趋势是长期的，可见的，人民币的前景却多半会持续性保持弱势。
那么越早让日方对大陆进行投资，对华夏公司越划算。
越是在一开始的合作条件上纠结，打持久战，华夏公司其实越吃亏。
也许争了半天，争取到的东西还不如汇率变动所造成的损失。
宁卫民这番高谈阔论和深谋远虑，不可谓不替华夏公司想得周到，分析得透彻。
无论光明正大的好处，还是私下里能操弄的利益，都替华夏这边算计到位了。
那是煞费苦心的，想让华夏公司有一天能取日本公司而代之呀。
然而宋华桂听了却只赞同一半。
对于双方合作条件不对等这点，宋华桂倒是不太在意，认为可以接受。
但以宋华桂的道德标准，她是看不上宁卫民这么阴奉阳违，表面上打着合作的幌子，背后却惦记着耍阴谋诡计的。
她是真心觉得经商需要遵守契约精神，对待合作伙伴也该以德服人。
特别是对同一品牌的日本分公司，毕竟还有一份香火情呢，就更该以诚相待。
在她看来，中日双方因为分属不同国家，原本就有文化上的陌生感，不容易磨合，宁卫民这么干只能加重彼此不信任，那这事儿的结果还能好的了吗？
从来要想成事都得劲往一处使，就没听说互相都惦记咬对方一口，还能得到好处的。
因此宋华桂很严肃的告诫了宁卫民一番，让他把不规矩的心思都扔掉。
答应人家什么条件就该信守承诺去认真做到，为什么非要在背后给人家挖坑，去行见不得光的龌龊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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