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斯就比较有抱负了。
他主要是受到日本最长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触动。
才决定以“二子”为主人公，也拍一个长系列的京城市井喜剧电影。
希望能塑造出一个活在人们身边的小人物，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质朴的天性，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
只不过愿望虽然是美好的，但“东方卓别林”这条路实在不好走。
面对许多难以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父子俩自己筹备的第一部《父与子》就难产了。
要知道，此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想要拍摄一部电影，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或提出计划。
经由国家批准，才能组织编剧、导演、摄制组，进行生产。
影片完成后，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
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
演员和导演都不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得厂里让拍什么才能拍什么。
另外意识形态上，喜剧片也不受待见。
以片种而论，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喜剧片”，地位也远低于“艺术片”。
说白了，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从上到下，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
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经济利益。
甚至八十年初期，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
所以在拍摄之初，这“求名分”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
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在前，全没用。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的找门路，给自己的电影弄“准生证”。关键是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
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甚至是饱含屈辱的。
像去年，陈培斯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西影厂”。
却没想到，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第五代导演”们集体感念的西影厂厂长，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
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就明确的做了回绝。
“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再往后，陈培斯无一例外都撞上了这样敷衍的软钉子。
于是回去之后疲惫不堪的跟陈老爷子一商量，只能迫于无奈，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
那就是去外面想办法拉来投资，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摄电影再说。
这爷儿俩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来的运气上，认为或许拍完了电影，“名额”问题就解决了呢？
没准那些电影厂也是怕给了“名额”，他们再提出资金和演员的要求，这才借口推脱的。
可谁能想到啊，等好不容易拉来了投资吧，剧组也凭着四处求人攒起来了。
但电影刚要开拍，却飞来横祸，他们居然被人举报到了电影局那里。
上面马上勒令停止，不许他们再拍了。
这一下陈氏父子可是着了大急了，最后都把陈老爷子逼着跑到电影局领导办公室里拍桌子的地步。
亏得陈老爷子人缘好，许多老同志都看不过去了，有求情的，有过问的。
电影局才勉强让“中影公司”收了这“没娘的孩子”。
也就造就了我国有史以来唯一没有厂标的电影。
可即使如此，也高兴不起来啊。
因为除了电影局给予了“下不为例”的警告。
关键是这么折腾了一个溜够，停演了个把月，人都散了。
道具、设备还得重找，经济损失实在不小啊。
真要想再组织起班子把电影拍完，资金又不够了，这可怎么办呢？
没辙，还得接着四方化缘啊，起码得再弄个十七八万块才行。
结果化来化去，就找到宫海滨头上了。
谁让这小子原先在京影厂干过呢，如今又在皮尔卡顿公司负责管理和中芭合办的模特培训学校，不大不小算个头目。
宫海滨还真没袖手旁观，可他在出钱之前，又给陈培斯额外支了一招。
“我不是不帮忙，可能力有限，要赞助，也就万八千的到头了。这对你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你还得求别人去。干脆我给你介绍个财主得了。他要答应帮忙，你这事就妥了。”
陈培斯哪儿还有选择？当然说好啊，就问宫海滨财主是谁。
宫海滨说了，“当初《夕照街》借你们衣服的事儿还记着吗？那就是皮尔卡顿公司的运营部副经理宁卫民给解决的。人家如今混壮了，都混成皮尔卡顿公司的股东了，每年分红都几十万。论级别人家是我上级的上级，公司人称‘三老板’。除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他了，他要拔根汗毛，比咱俩腰都粗。我跟他有点交情，可以试着帮你介绍一下。”
就这么着，宫海滨又当了一回中人，把陈培斯带到了宁卫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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