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试点城市，只有五家，分别是金陵、松江、广州、天津、汉天五家。
因为这五个城市，也是商业最为活跃，对时效性商业资讯需求最为强烈的城市。
同时也因为这些帝国官方在这些大城市的掌控力度，尤其是礼教部在这些地方的教化工作力度是非常强悍的。
毕竟这些城市是如此的重要，帝国官方想要不重视都不行……而高度重视下的试点工作，就能够确保有更多的力量来进行地方报纸的监管。
松江商报就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在承顺三十五年正式成立并发行。
松江商报虽然是地方报纸，但实际上并不是由松江府，也不是由江南省的礼教机构管辖，而是和之前的省版朝报一样，依旧归属礼教部朝报司直辖。
礼教部朝报司直接派了一名从四品的资深朝报官员前往松江城，担任松江商报的督办，同时还兼任了江南朝报处的副处长。
顺带一提，朝报司相关官员的品级都蛮高的，朝报司的司长通常都是礼教部右侍郎兼任……换句话说朝报司的司长实际上是个从二品的职务，并不是常规司级机构的正三品
从二品那可是妥妥的帝国顶级高官序列，已经有资格参与相应事务的参务会议了，比较商讨教化问题的时候，礼教部右侍郎作为具体负责官员，自然是需要参加相关的参务会议的。
要不然连具体负责人都不在，讨论个啥啊……
礼教部的两大任务或者说职权，一个就是科举，一个就是教化了。
前者为国选材，后者负责教化工作。
而朝报司就是礼教部里负责教化工作里的重要一环，通常是由分管教化工作的右侍郎兼任司长一职。
朝报司副司长是中规中矩的从三品，但是往往是资深从三品官员才有资格担任，同时朝报司司长调职的话，一般都是升级调任，而不是平调……这是礼教以及一些相关机构里诸多从三品官员继续往上爬的上佳跳板。
副司长下属的直属各处处长是正四品，这个倒是没啥稀奇的。
而派驻到地方上的省朝报处的处长也是正四品，品级和巡抚衙门里的各厅厅长、各知府品级看似相当。
但是朝报处官员都是属于京官外派，因此在政治地位上比地方官其实要高一些……这也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各省里的礼教厅厅长，如果不是从三品参议兼任的话，那么这个省礼教厅的厅长，实际品级上，乃至政治地位上还不如一个省朝报处的处长。
实际上也是，大部分省朝报处的处长结束任期后，要么平调回京继续当正四品的京官，要么升一级外调地方，普遍是担任从三品的各省参议……当然了，中途倒霉犯事或年纪到了退居二线养老退休的不算，只说正常调任升迁。
而各省礼教厅的厅长正四品，想要直接升到从三品参议很难的，升职的情况下，往往都会调回京畿礼教部或其他机构担任正四品的职务，再熬几年继续外放，那么才能奢望从三品的省参议。
当然了……两者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日常工作里虽然需要密切配合，但是彼此不存在什么管辖管辖。
各省朝报处的处长们，完全可以不鸟地方衙门的……连当地巡抚的面子都不用给，这就是礼教部直辖的原因所在，就是要避免派驻到地方的朝报官员们，受到地方官员的影响。
帝国要的是一个统一的，由帝国京畿参务院，帝国皇帝所掌控的舆论声音……不需要地方上的巡抚掌控的舆论声音。
对于舆论渠道，帝国高层，各参务大臣们也好，帝国皇帝也好一向来都是非常重视的。
如此才导致了派驻到地方上的朝报官员，依旧属于礼教部编制，属于京官序列的情况。
而大楚帝国里存在类似情况的，只有更加独特的税务部。
大楚帝国里的税务机构一向来都是独树一帜的，基本不和地方官府也不和京畿其他机构打交道，全国范围内所有的税务官员，哪怕是最基层的税务官员乃至税务巡警，都是属于税务部所辖，和地方没啥关系……
在收税这件事上，帝国一向来都是极端重视的，罗志学为了让税务部更好的收税，不仅仅让税务机构设立了税务巡警，让税务巡警拥有了税法领域里的执法权，甚至还让税务部设立了专门的武装税警这种专业的税务军队。
大楚帝国的武装税警，那是真的能上战场打仗的，比后世美国的国税局里的所谓武装要强得多了……
早些年统一战争时期里，武装税警是给统一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基本上正规军前脚刚打下来一个地方，武装税警后脚就跟进了，然后配合着军方进行肃清作战，当然了，人家武装税警配合军方进行肃清作战，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收税……只是当时不少士绅权贵们在明朝治下生活久了，形成了一种错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是不用交税的，因此需要税务机构带着枪炮刀剑长矛上门收税。
这也是武装税警形成并逐步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
抗税的地主豪强士绅太多，陆军又太忙，兵力也少，而地方的巡警又不顶用……最终是逼得税务机构自己组织武装税警收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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