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丁毅来说，这种还只能算是小钱，如果将来占有江南，商税将更加的可怕。
当然了，这也是这个时代山东地区受灾不严重，丁毅经营的好，人口比较多的原因。
你换成陕西山西等地，很多县都没多少人口，商业也不发达，你开价五千，也未必有人愿意干。
明代不是没有消费能力，明代的人大量藏银，把银子做成冬瓜，一个个藏放在家里。
明代有的是银子，只是大伙不拿出来消费。
丁毅把堵坊和红楼放在一起，形成热闹的商业街，再把欧洲，日本，朝鲜，大员，济州，东江等地的特产拿到各县去卖，并且在他治下是没有宵禁的，晚上一样可以活动，促进消费。
再控制数量，让他们相互以质量取争，争抢客源。
商税的威力慢慢呈现，百姓也愿意消费。
为了征收农田税，商业税，丁毅先征八千吏员，然后又在次年再征七千吏员。
登莱两地新增吏员达到一万五。
这在大明朝已经是不可想像的夸张。
整个大明全山东省的官吏加起来，估计也没有这一半多。
但想想后世，随便一个县里，吃财政饭的加起来，就可能有上万人。
这个时代官员少，却能办事，以前就是靠各地乡绅。
现在丁毅踢掉乡绅，全由自己人来办事，只要人多就好办事，人多了就有控制力。
但丁毅在登莱十五个县府州仅吏员就接近一万七八千人（登州是最多的，以前就有一千多）。
平均每县达上千吏员，对当地的村、镇级控制力极强。
吏员们分县里和村、镇。
县里的吏员家属，都由县里安排事做，比如建筑，缝衣，打扫卫生，清理沟渠，引流安置灾民等。
村镇的吏员家属在各村被分配田地，囤田养渔，养殖家禽等。
从而使丁毅的人马和势力，完成了从府，州，县，镇、村，五级的控制。
当然，这样的花费也是巨大。
这么多吏员的工钱、福利加吃等，有孩子的还要集中上学，这样一年各种开支近五十万两白银。
这要放在以前，对丁毅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现在每年他征税就一百一十万石粮，按现在的粮价，随便卖个二三十万石粮就够了。
而吏员的家属们也帮着丁毅卖粮等各种用工，从而保证吏员全家都依附丁毅而活，死心踏地跟着丁毅。
等丁毅商业税和农田税全收上来后，登莱地区仅每年两税，折合银子已经接近三百万两。
有了钱他马上又大手大脚花钱，因为手下的营兵和吏员家属都要养起来。
他开始修整各县道路，清理卫生，修建水渠，打造水车，加大用工，促进当地就业，和提升农田质量，银子哗哗的流出去。
次年就用了一百多万，而这么多银子砸下去，不但带动了各种消费和用工，整个登莱各州县的面貌完全不一样了，老百姓都能体会到，很快人人称颂。
并且经过丁毅这么一搞，县城卫生情况不说，乡村农田抗灾能力也获得极大的提升。
看到登莱两地农商两税如此之高，东江镇的人也终于明白，只要有固定的地盘，有大量的人口和繁华的商业，这银子来的也很容易啊。
丁毅层层推进，先全面控制登莱，再推进商业税，终于在经营登莱近十年后，开始获得丰厚的回报。
过几年，等民心稳固一点后，他再征收其他所有商铺的商业税。
到时又能小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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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
五月时，丁毅把登莱各地守备以上营将俱强留在登州，然后他自己也回到旅顺。
而旅顺那边，还有朝廷宣旨太监王承恩在等着他。
王承恩做为丁毅的老朋友，当年第一次过来宣旨时就与丁毅一见如故，但后来随着丁毅的官越做越大，崇祯对丁毅的印象越来越大，王承恩也很少再过来。
但每次过来，丁毅都十分尊重他，对他也很有礼貌。
这次朝廷再次颁旨，崇祯选来选去，还是让丁毅的老朋友王承恩过来。
果然，这次宣旨时，王承恩连皮岛都没有机会去，丁毅直接向他表示，整个东江镇的封赏圣旨都给我吧。
然后丁毅也没去登州任登莱总兵，并要派人送王承恩回京城。
王承恩顿时感觉到大事不妙，私下劝丁毅，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陛下虽然升了你的部下，但对你也念念不忘，你有太子少保，署左都督了呀，实在是武将里面，都无法再升了，再升就要封候啦。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咱家说嘛。
当时丁毅就说，要张应求任登莱巡抚。
此时刘元也请辞，不肯去任保定巡抚。
王承恩随行锦衣卫立刻赶回京城，说出丁毅的要求。
崇祯没办法，最后妥协，张应求为登莱巡抚，刘元为济南巡抚。
之后丁毅就凉着王承恩，对于王承恩要召集张济，徐威，毛信，肖永秋，等麾下诸将宣旨的事，充耳不闻，直接去了登莱，收编登莱营军。
王承恩也不敢走啊，只好留在旅顺等。
他们几个京城来的京军和锦衣卫都被软禁在一个院子里，那也不能去，每天有丁毅的人来送吃的。
丁毅在收编登莱营军时，王承恩他们就住在这院子里，他发现每天来送食物的人都不同，这如果要想放消息出去，或收买人都没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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