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之间，时间已经进入到元月下旬，距离新兵下连仅有短短的一个月了。
应该说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五班八个新兵除了少数人在极个别课目上，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外，绝大多数新兵的成绩，都能保证在合格线以上。
今年带这批新兵，梁荆宜的积极性也不如前两次的高。
至于产生的原因嘛，说起来很简单：重复性的做一件事情，时间久了之后，心态起了一定的变化。
就拿训练来说吧，他的大脑经常会在“过得去”和“过得硬”之间左右摇摆。
放在前几年，面对训练，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过得硬”。
但是今年，他放松了对自己的一贯严格要求。
而班长一旦放松了自我严格要求，底下带的那些新兵，素质又能强悍到哪里去呢？
排长凌建科和他的私人关系不错，休息时也经常凑合到一起聊天扯淡，喝喝雪碧或者是嗑嗑瓜子什么的。
他俩的年龄相仿，凌建科是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考进的军校，而梁荆宜是同年十二月十七日来的部队，如果厚起脸皮来，想再拉近一点距离的话，他俩也可以说是“同年兵”。
不过，前者的身份是干部，而后者却是战士，这一对比起来，那区别可就大了。
凌建科对梁荆宜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明里暗里所给出的态度就是：带新兵期间，只要你尽力了，即便是考砸了挨批，也由我这个当排长的来替你扛着。
他之所以甘于当这个“好好先生”，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
闲聊时，梁荆宜和他明说了：炮兵的职业病如今傍在身上，耳朵听力受损不说，还夜里睡觉都睡得不安稳。
说这些话的潜台词，无非就是疯狂暗示：我是有病的人，今年年底我要退伍。
二排共有新兵二十一人，其中三班六人，四班七人，五班八人。
从凌建科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人里面能文能武的或者是人狠话不多的厉害角色，貌似凤毛麟角。
甚至说，下个月月初连队组织的“迎新春篮球友谊赛”，他想凑够五个有点篮球底子的新兵参赛，都显得困难重重。
因为这个问题，他还特意找连长王国建“开后门”，在陈述了一大堆客观理由后，连长才勉勉强强答应，到时候打友谊赛时，二排这边允许四班班副聂小勇上场。
后来，领导把一碗水端平，特许每个排委派一名骨干带队上场。
本来梁荆宜准备自靠奋勇上去露两手“三角猫功夫”的，毕竟二零零零年，他也是加入了连队组建的篮球兴趣小组，并且自我感觉打得还挺不错的。
况且五班在篮球队里有曾火东和刘峰高这俩主力。
他仨天天训练、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到了球场上的什么默契啊，什么交流啥的，也不用费时费力的“培养”了，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稳妥妥地在线。
但是俩人的篮球技术在凌建科看来，聂小勇无疑是球技更好的那个人。
所以说，梁荆宜是空有一腔沸腾的热血和远大的志向，可个人实力摆在现实面前，他还是痛苦咽下了难堪大任的苦果。
吃过中饭，董富贵在食堂门口截住了梁荆宜，之所以过来找班长，那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昨天中午，他收到女朋友写来的信，满心欢喜地拆开，岂知看了不到一半，他就傻眼了。
在信里面，女朋友向他摊牌说：俩人不合适，闹着要分手，而且用词还是不容商量、毅然决然的那种。
要知道他这个当初混社会的“浪荡公子哥”来部队服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圆女朋友一个当兵的梦想。
应该说分开一年多以来，俩人感情稳定，恋人关系处于“正常化状态”。也并没有因为两地相隔千里，而产生嫌隙，日常写信和通电话也是你来我往打得火热。
这次女朋友突然写信说分手，确实令他有些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
没理由啊！他一直认为善良、活泼且多才多艺的女朋友自从和自己合二为一走到一起后，就完完全全地把心交给他了。
他也做好了这一生一世就吊死在女朋友这颗树上的心理准备。
谁知这才熬了一年多，那边就熬不住，打了退堂鼓，举手投降了。
昨晚九点熄灯后，他拿了二零零电话卡把女朋友的手机号码是发了疯似的拨了又拨，可那边要么是任其“嘟嘟嘟”的不接，要么就是直接挂断，急得他团团转，恨不得立马请假回去，当面问个究竟。
到底女朋友为什么要说分手？
难道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或者是做错了？
退一步说，两年的服役期这都过去了大半，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会呢？冬雪已经溶化，春天很快就来了啊！
他来找梁荆宜的目的，就是想听听意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自己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或者说该如何积极地去应对。
本来为这烦心事就急得懵圈满脑浆糊的他，昨晚上还一宿的失眠、多梦和头晕。
急到懵圈很大程度是因为“军人”的特殊称谓，在时时刻刻约束着自己。
如果没当兵之前，女朋友说分手，他轻则以德服人，重则就是以武会友了。
但是现在不行，上了那么多堂政治教育课，他那腐朽的三观和处世态度与之前相比，早已发生了深刻且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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