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门阀体系以东汉朝为其发展,到魏晋时成型,期间风云变幻,政权起落无常,但绝大多数源自大汉的头等门阀却始终屹立不倒,把家族显赫的政治声望一直延续到唐代乃至于北宋。
其中虽然说有一些气运的成分,但是其家族掌舵人会比一般的人有更多的思考和长远的规划,无疑是占据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比方说颍川荀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高平郗氏、弘农杨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等,都是绵延到了唐代的世家大族,河东裴氏自然也列名在内。
这些常年霸占上层政治的门阀世家,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在文化上,祖上出过经学名家,世代以儒经教育子弟,家中藏书甚丰,甚至独掌一家学说;二是在政治上,世代都出二千石以上高官,最好能有入朝任卿、拜相的;三是在经济上,家族繁茂,人口众多,广有田产,阡陌纵横,雄霸一方……
其实说起来,这三条也是相互统一的,并且互为前提,若不明经,则得不到出任高官的机会;若然不出高官,很难兼并巨量的田产;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也无法保证子弟世代学经,进而历朝出仕。然后因为基本上垄断了经学的学习权和解释权,又财雄势厚,才能任由政治风云动荡、朝代更迭,始终维持家族声势不倒。
但是现在,骠骑将军斐潜推动的『小农经济』改革,将格局提升,将门槛设定之后,原本那种像是玩笑一般的举荐制度,『孝廉的人才』也就没有办法直接一步登天获取高位,使得这些士族世家被迫的要开始向下看,从基层做起。
正是因为士林将自己身段放低,这些受到了斐潜所影响的新士族,才会减少一些在将来出现的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作风,也使得当这些从基层爬起来的政治家们,在将来制定政策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
如今大汉,在世家士族认为,就是分为东西,将来的大汉,没错,在这些人心中,大多数人还没有改朝换代的观念,他们只是认为斐潜或者曹操,就像是霍光一般,将引领大汉的潮流,至于会不会变成王莽,其实也有一部分人想过……
至于江东?
虽然说实际上江东确实也算是地域庞大,但是大多数大汉士族世家眼中,江东算个锤子?毛都露出来,衣服都穿不好的地方还有脸哔哔?
在这样的情况下,斐潜的一举一动便是牵扯天下的人的目光,在角落里的孙权虽然也上蹿下跳,举动异常,但是在许县之中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多少关注,甚至也没有将孙权纳入自家谋取天下的考量范围。
对于曹操来说,若是灭了斐潜,孙权自然可下,若是不灭了斐潜,即便是现阶段打赢了孙权,将来还是不得不面对斐潜?
因此,斐潜的威胁是第一位的,而孙权,靠边站点先。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曹操在冀州的统治相对来说稍微稳定了一些,倒不是说曹操就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掌握了冀州士族的人心,而是因为曹操稍微放松了一些冀州的赋税,以减少开支的代价获取了冀州士族的认可。
因为清河县令之事,曹操一方面下令各州郡确实人户,收取租赋,理论上每户出绢二匹、缴租二斛……
嗯,没错,大汉之时的赋税就是这么的粗放,当然,这个粗放的特征到了后世的封建王朝也没有多少改变。以户来计算的赋税,自然是让那些大户占便宜,小户受压迫。就像是后世的增值税。稍微懂一点税收知识的人都知道,增值税是最不公平的税收种类,可是为什么国家偏偏要用呢?
简单好用,既得利益。
封建王朝之中很多时候,土地和户口都握在地方世家大族手中,就像是当下,虽然说经历了丧乱,原本一些乡野豪右也有的被灭门破家,田地和人口被释放出来,但是自从东西两大政治集团相对稳定之后,很多外逃的世家大族也纷纷回归,手中捏着大量的田契,要求复原家产……
关中地区也还好,对于这些外逃的士族田产,斐潜不认账。同时斐潜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清查了土地,还装作烧了存根,收拾了上蹿下跳的地方豪右,顿时就让这些士族老实了许多,同时开展屯田,让流民填塞这些田亩,也就是相当于斐潜将这些外逃的士族豪右的田产剥夺下来,成为了山西政治集团的直接财产,赋税收入自然是不菲。
曹操一开始的时候也想要对于冀州幽州地方豪门拉拢打压,但是很明显,冀州士族的反弹超出了曹操的控制,所以不得不削减了开支,甚至背上了更多的债务……
削减开支的大头,自然就是减少了基础建设。
当然,这个也符合大多数封建王朝的习惯。
在很多封建王朝的上层,尤其是统治者心中,对于民间的农业工业的基础建设,大体上是没有多少概念的,这些统治者只是盯着每年地方官上缴的赋税总额,认为只要朝堂总政策是轻徭薄赋,使民以时,那么民间的生产力可以恢复发展。
至于农田水利工程,那是地方官的事,有闲钱、有良心的官就会搞一搞,没闲钱或没良心就放着不搞,只要征上的税赋数额能够让上头满意,别搜刮得太厉害,导致百姓怨恨叛乱,那就算是一个大体上合格的地方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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