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好不好？
这是一个很难以直接评说的问题。就像是小孩的世界之中多数就是要么好，要么坏，但是在成人的世界之中，却很难说确定的黑白，更多的只有灰色一样。
斐潜作为一个穿越者，常常就会想自己这样的身份，究竟能够给华夏带来一些什么？是打打打，杀杀杀，然后每打下一块新地盘，就搞一个美女奖赏一下自己？亦或是什么都不做，自己就当做是一个吉祥物裱得高高的过一生？
战争并不是三国的一切，视杀人抢东西抢女人为最大的幸福最爽的事情，是大多数胡人的猴子脑袋里面仅存的欲望，斐潜是一个后世的现代人，难不成回到了汉末三国就反而变成了猴子？
所以斐潜当下，反而比在后世，考虑还得更多，更为深刻。
既然比汉代的人更有宏观上视角的优势，为何还要落入简单的打杀之中呢？
斐潜看着庞统和诸葛亮。
这两个人，在三国演义里面被称为龙凤之才，自然是智慧了得，但是毕竟少了千年的思想沉淀，在某些问题上没有斐潜视野开阔和深远，不是庞统和诸葛亮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笨，而是原本资讯积累上面的差距。
庞统和诸葛亮就像是提着灯笼的瞎子，努力再摸索未来的道路，而斐潜则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毫不费力就看清了历史的轮廓……
在庞统和诸葛亮还在考虑农耕的时候，斐潜就已经意识到，当下的危机，也可以说其实是一个机会。
华夏之所以选择了农耕道路，这和华夏上古时期的自然环境以及气候条件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在上古部落生活的时代，华夏处于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较多的自然环境之中，这种自然环境，使釆集劳动比狩猎容易获取食物，并且野生的粟、黍、稻等植物种籽，已经能够满足人们一定的食物需求。因此华夏民族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确定要走上了农耕的道路。
起初的农桑，或者说农业的概念，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农桑的范围却越来越狭窄，专指粮食种植，就连研究如何让粮食增产，有时候都会被批判是『奇巧淫技』，更不用说其他事项了。
重视农耕，在华夏百姓身上压上第一块石头的，是商鞅。
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明确地提出兴农为治国之本的思想。『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五民啊……
残酷么？残酷。有用么？有用。正是因为有用，所以后面就一直用，就没想过要创新。能用就好了，费力费那心干什么？
『民壹则朴，安居恶出』，后来就演化成为了『君治人，人治地，地生谷，谷安邦』。在这四者关系之中，只要使民务农，即能得谷，进而安邦富国。这种认识，也正反映了统治者『以农为本』思想的实质，也是『小农经济』思想长久不衰的根本。
没错，重点就是这个小农经济的思想。
于是乎，统治者就渐渐的从『重民』，转向了『重地』。
『故而，各地豪强争夺田地，而轻黎民……』斐潜缓缓说道，『盖因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速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
『虽有强暴之人，不能竞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以趋。千万顷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畜聚，一无可问。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英垦辟，仍为殷实之家……』
那么在这样的思想下，这一块『土』上的人，还能得到重视么？
人死光了没事，田还在就成，固步自封也就成为了习惯。
『大汉之初，七国之乱，视之宛如郡国之争，实乃割地自封之害也……』斐潜看了看二人，缓缓的说道，『七国之内，赋税归于地方，盐铁钱币皆由自出，名为属国，与别国何异？』
『如今之局，各地大姓，大建坞堡，宛视之如自守，实则纳佃户，挟民夫，所产所出，皆归其中，盐铁兵刃，皆不他求，若有良机，便是侵吞他处，劫掠地方，此番种种，又与春秋乱战有何分别？』
斐潜说完，庞统和诸葛亮皆默然。
在春秋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是适应时代需求的。大力推动小农经济的秦国得以国民巩固，并且秦朝每打下一片土地，都是扩张了一份的实力，毕竟不管是赵国还是齐国，都是在华夏领地之内，都是拥有大量耕田，适宜耕作的国度，即便是楚国，也是有大片的鱼米之乡。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没有错，大部分都是正面的效用。
但是当华夏大一统基本完成，汉代继承了秦朝的遗产之后，猛然间就发现华夏周边的土地似乎不适合耕作，于是乎从这个时刻开始，『小农经济』的重农思想，就开始慢慢的束缚了华夏民族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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