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保互助，这个词一听就很红朝。毫无疑问，正因为高务实前世有红朝基层干部的工作经历，才会一下子就想到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过真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法本身也特别适合中国社会——即便是明朝时期的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宗族社会、一个人情社会，“皇权不下县”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就导致无论任何统治者、统治阶层在制定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这种宗族社会的特性来“顺毛捋”，而不能逆向操作。作为一个自诩“改良者”的人，高务实显然也会顺应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性。
不过，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叫“宗族社会”，宗族社会又有什么独特之处是高务实必须顺应的呢？
有一点非常明确，但又可能为很多现代人所忽视的是：中国宗族是祖先崇拜的产物，祖先崇拜的核心则是祭祖。是故，宗族的最初含义就是围绕宗庙祭祀的聚簇者，从而形成宗族组织。
先秦时期的宗族可以分为商、西周至春秋、春秋晚期以降至战国三个阶段。
商代的宗族，表现为“多子族”的血族团体组织。即商王未继位的王子王孙另立门庭，立庙铸器，祭祀所自出的祖灵，形成血缘群体。
根据周人所讲，商遗的宗族成员是宗氏、小子与类丑。宗氏是以宗子夫妇为核心的小型家庭，小子是宗族内没有主祭权的庶子家庭，类丑则是宗族内的依附民。宗氏可以恩赐小子独立祭祀生身父母的权力。小子一经别族，拥有族邑，亦有自家的新墓地，便可独立，还有了标榜自己家庭的族氏名号，则就是一个全新的宗族。相对于所自出的母族，他们是亚族，也就是分族。
西周采取赐民、赐土与赐姓命氏的封建制度。新出现的“姓族”，改变了周人对血亲范围的认知，彰显出家族团结的重要性，分家别族的自发性本能冲动受到抑制，于是宗族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封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如《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有姓族、宗族、分族与个体家庭，上自周天子、诸侯、大夫、士，乃至庶民，以血缘为纽带，层层统属。
春秋晚期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与晏子发出“季世”喟叹，社会剧变，“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即封建制崩塌，宗族无法继续维系。庶民以氏相称，氏失去了“别贵贱”的功能。
顾炎武的《日知录·周末风俗》，总结春秋与战国的社会变化时说：“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即战国时期宗族组织崩解，无需以姓氏来定血缘亲情。“编户齐民”的时代从此到来。
秦汉的宗族大致有承转接续、形态多变、宗法下移、功能转换和影响深远几个特点。宗族自身族权的发展，主要在宗族长对族众的管理、宗族的互助和自卫方面。至于祭祖和修谱的活动，因为与门第、选官和婚姻有关，就决定了士族的宗族活动必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的约束，族权的下移是相对的。
秦汉社会在宗族形态、组织结构和宗族制度上是一个新旧交替和重要变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特色至为明显。汉代的家族带有父系为主、母系为辅、族制上双重性的特点，远古时代一些氏族因素被保留在秦汉宗族组织之内。总之，秦汉的宗族带有“后氏族时代”特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结构一般是共祖以下三代亲族关系，即以己身为核心的父、兄弟、子，以及诸从父、诸从兄弟、诸从子。每个父系家庭分别是一个宗族单元。宗族是由若干宗族单元组成的亲族关系网络。宗族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并非实体。每个宗族单元则是实体，更像家庭。宗族的存在是由族谱完成的，可见族谱对于当时宗族关系维系的重要性。
此时宗族更为突出的是地缘性，而宗族赖以生长发展的根基则是“乡里”。乡里的宗族由乡党、邻里形成重要的地方支配网络。出仕于各地的宗族成员形成了以官僚成员为核心的宗族单元。士族门阀是当时重要的历史现象。
到了隋唐五代，文献中宗族、期亲、亲族、家族，都可以在某种场合表达宗族之意，作为宗族的概念，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家庭联合体。此时宗族的基本组织结构，包括家庙、谱牒、祖茔、族产及其来源与管理。
隋唐五代的宗族类型可分为皇族、山东士族宗族、关中宗族、鲜卑族宗族、岭南与蜀中地域特征突出的宗族以及安史之乱后的勋族等。宗族与国家政权的互动与博弈影响着国家治理，士族宗族的家礼、家法和家学等文化传统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宗族发展呈现出承绪、振兴、重建、大流动与大整合等不同时期，宗族组织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带有过渡性特点，但此时宗族的主要代表和核心价值，还是来自士族类型的宗族。
辽宋西夏金元宗族形态演变过程中，明显具有区域性差别。辽西夏金统治区域内的宗族，较多地继承了门阀士族宗族制度的观念和组织方式；宋代特别是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宗族，则沿着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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