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当然是上层中的上层，这不必说。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故“士大夫”也是上层，而地方豪绅往往也是士大夫的延伸，因此同样算上层。既然是上层，他们便自然认为自己天生就该比底层之人高贵，压迫底层便是他们的天然逻辑。
古人常用“牧”字来形容皇帝与百姓的关系，其实这很直观，天子牧民——民不过牛羊而已，是财富，是供天子与他的臣属们享用的。可是现在倒好，我们明明也是臣属，你高务实居然把我们也当牛羊？
虽然高务实的税改几乎每一次都是先给自己放血，对自己的产业动刀收割，但江南财阀们并不觉得这就是高务实大公无私了。相反，他们的心态在后世有一句着名的电影台词可以类比：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当然，此处他们将自己看做了百姓，将高务实和实学派官员看成了豪绅。
在他们看来，高务实虽然每次都是最先交税的，但他为此赢得了皇帝的信任，本质上只是利益交换罢了，哪里算得上大公无私？毕竟只要有皇帝的信任，他高务实就能有更多的力量去赚更多的钱，这就是“如数奉还”。
但他们不同，他们不但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圣眷，还要比以往交更多的赋税，怎么看都不划算，自然不甘心。
比不了高务实也还罢了，谁叫人家是皇帝的发小同窗呢？可是实学派的其他官员以及京师那帮勋贵，他们凭什么也能混成“豪绅”？就凭他们早早的上了高务实那条船吗？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恨，往往起于利益分配不均。
沈一贯在会后默默走出议事堂，赵志皋从后而出，沈一贯回头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濲阳公想是爱极了神京风物，而忘却故乡水土？”
濲阳兄变成了濲阳公，疏离之意已经溢于言表。赵志皋也听得出他里的意思，无非是说自己贪念权势，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出身。
赵志皋不想吵架，涩然一笑，叹道：“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志皋焉敢忘本？”
“是么？”沈一贯撇撇嘴，哂然一笑：“想是愚眼拙，竟没瞧出来。”
赵志皋欲言又止，稍稍沉默才道：“可敢请蛟门兄来我值房一叙？”
沈一贯本打算断然拒绝，但想想如今处境，到了嘴边的话终于还是咽了回去，冷着脸默默点头。
于是二位阁老来到赵志皋的值房，等观政进士为他们奉上茶水，两人便分东西对坐。沈一贯并不开口，只等赵志皋解释。
赵志皋叹了口气，道：“蛟门兄，愚意大丈夫能屈能伸……”
“且住。”沈一贯只听了个开头便伸手制止，淡淡地道：“一贯虽然愚钝，但这些道理却也不劳濲阳公教训，否则，一贯也只好用‘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来作为回敬了。”
赵志皋窒了一窒，打算换个角度来谈，于是道：“方才蛟门兄提及故乡，志皋倒有一问：自高日新秉财政，我浙江民间是富了还是穷了？”
沈一贯微微皱眉，顿了一顿才道：“有道是‘钱塘自古繁华’，浙江固富，其与高日新何干？”
“果真无干耶？”赵志皋摇了摇头，道：“我知乡梓诸公皆以为商税乃是恶税，然则方才蛟门兄所吟柳三变之词便是出自宋时……试问宋时商税如何？”
沈一贯愕然一怔，继而闭口不言。
呃，这要说宋朝的商税，那就有点打沈一贯的脸了。
商税收入是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两宋三百年间，商税征收与日俱增，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国家的财政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进程中，宋朝认真的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商税制度。
宋朝开国之初，对商税征收即十分重视，制定了商税则例。陈傅良就说过：“我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
这里的“则例”即是对商业活动征税的条例和规定，它打破了割据时代诸国的地方性征商体制，而代之以全国性、统一的征商条例，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品流通，限制税务征收畸轻畸重，保护商旅。
当然，具体的执行情况也要做认真分析，商税则例的内容前后也是有变化的。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制定的则例称：“凡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盐皆算。”
从中可知则例起初只列应税物名，具体税率方面，过税按货价的2%、住税按3%计算，但没有各色货物税钱的数目。
为了促进商税则例的执行，宋朝政府还采用揭榜置壁、公之于众的办法，把应当纳税的商品名目令各级政府书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的墙壁上，“当算之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榜，置官宇之屋壁，以遵守焉”。
这个制度对于限制地方政府私增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后，在崇宁五年(1106)，又对则例内容加以更定，加入各色货物税钱的多少，以避免税务私增税钱，又规定十年更定则例一次，以保证物税相符。
至南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物价高涨，税钱难以固定不变。至绍兴五年(1135)，朝廷诏令两浙、江西都转运诸路转运司，“取索本路应干税物则例，体度市价增损，务令适中“””，开始了再一次的商税则例修订，同时规定每半年调整一次税务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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