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脑子有点炸，但此刻不是抱怨的时候。他是真想在自己致仕之前看到国本一事彻底妥帖，不要再纠缠不休了。这种事对国家的损伤太大，而且一旦搞不好，将来还要出大乱子，必须在自己手中解决。
这是王家屏的坚持，为此他愿意克服一切困难，包括忍受高务实与沈一贯之间的斗法——只要这不影响太子大位的顺利册立。
“我方才问，蛟门公对皇上这份朱批有何高见？”王家屏耐着性子又问了一次。
“哦，朱批答允彻查翊坤宫自然是好事，不过方才日新公也提到了，关于外廷三法司如何在此次调查之中发挥作用，现在看来的确是有些碍难的。”沈一贯脑子里还没理清思路，于是嘴上便尽量拖延着。
王家屏对他这样的回答当然不满意，立即皱眉不语。沈一贯也知道自己这话只是对高务实刚才那番话的鹦鹉学舌，实在毫无意义，不得不又补充道：“况且这其中最大的麻烦在于……倘若先将昨日之变定性为意图弑君，那么三法司反而不便干预了。”
这次沈一贯终于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实，那就是弑君等同谋逆，而按照大明的传统来说，谋逆大案反而不归三法司管。
归谁管呢？归厂卫。
这就不得不说一下真实的厂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在高务实穿越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当时以明代东厂、西厂以及锦衣卫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学术研究作品层出不穷，虽然这些作品在对于史实的还原度方面参差不齐，但基本上都强调了厂卫的一些较为鲜明的特点。
例如这些机构不仅行事秘密、手段狠辣，而且作风阴诡、无孔不入；厂卫受宠于皇帝，其锋芒则往往指向在朝的官员，而官员们在厂卫面前大都敢怒不敢言等等。
然而，这些基本都是对于厂卫外部特征的一些描述，不能说不对，但肯定并不全面。如果对这些外部特征片面地夸大、强调，则有可能对于一些历史问题形成并不真实的认识。
例如现在摆在高务实面前的这个问题：有明一朝的厂卫与法司，互相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
具体到个案的审判当中，为何在厂卫首领“中官”意见无人敢违逆，刑部等官员也基本依从的情况下，而制度仍然有审判权归属于法司的设计？如果要回答这类问题，则需要首先明晰厂卫机构的性质，尤其是在整个皇权体系中，它们的性质和地位究竟如何。
后世学界有观点认为，厂卫是一种特殊的监察机关。的确，在对于官员行为的监察方面，厂卫的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明确，厂卫的监察不同于传统的给事中或者都察院等的监察。
由于其直接受皇帝指派，因而往往对于被监察的对象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还直接来源于厂卫本身的职责，并不像都察院等其他监察机构一样，有一套长期以来相对固定、相对公开的制度规则，因而实现了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效果。
因此，厂卫的监察职能在传统帝制中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监察职能，而厂卫只有与给事中、都察院乃至于法司等结合起来，才能够融入朝廷完整而严密的监察臣下之体系中，从而达到其设立的初衷。
具体来说，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锦衣卫建制要早于东、西厂。早在明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即下令改仪鸾司为锦衣卫。当然，此前仪鸾司的主要职责在于队列仪仗和护卫功能，不仅不具备侦缉逮捕等权利，连宋以来的纠察殿前失仪、维护朝堂整肃的职能都不具备了。
仪鸾司改制为锦衣卫以后，其职级有所上升，内设的机构也有所变化，虽然大体上仍然还在从事原有的工作，但已经为后来取得侦缉之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此后，虽然锦衣卫取得了一定的侦缉权力，但很快因洪武年间的“奸党”案件逐渐平息而被收回。朱元璋似乎并不希望在法司以外再出现一个拥有“从头到脚”的司法职能的部门，而无论他们侦办的是何种重大的案件。
因此，他的做法是“……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
到了朱棣在位时期，出于政治稳定等因素的考虑，又重新开始赋予锦衣卫一定的侦缉权力，但是同样基于对锦衣卫机构的防范，朱棣又设置了东厂监督锦衣卫，以弥补锦衣卫的一些固有缺陷，并进一步加强对于臣下的猜忌、防范和监视——虽然这些行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被证明并不能起到其预期的效果。
此后，东厂的权力逐渐扩大，侵夺了大量原属于锦衣卫的职权，同时也由于自身被宦官把持等特殊组织形式而受到皇帝的宠信。
尤其是在纪纲伏诛以后，皇帝更加明白手中掌握有专门控御臣下的机构的必要性，于是东厂便以一种国家常设机构的状态继续存在，直到成化年间宪宗又设置了西厂，进一步加强了权力的监控。
有观点认为，锦衣卫和东、西厂的权力划分以及荣宠，是以成化年间为界的，此说颇有见地。如果以机构设置等角度来看，则确实可以明显看出，成化前和成化后机构扩张和收缩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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