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为什么要说“王上说得对”？因为最早提出内附大明的人的确就是朝鲜王李昖本人。只不过“死水”们当然不会指出李昖当初是在什么时候说出这话的。
然而事实上，李昖当时提出内附大明自然是有其“前置条件”的。自壬辰年四月开始，日本侵朝大军势如破竹，尤其是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的第一、第二军团横扫朝鲜如入无人之境，朝鲜军队接连战败。
在日军即将入寇汉阳的消息传至朝堂后，领议政李山海提议李昖“播迁”。此时，受朝鲜党争传统的影响，作为东人党的李山海随即受到了其他党派强烈反对。然而由于形势严峻，朝鲜王李昖力排众议，决定北上“播迁”。
此时，朝鲜国土沦丧近半，举国之兵不足一战，在这种情形下，都承旨李恒福提出渡过鸭绿江赴大明进行“内附”，已经认为朝鲜必败无疑的李昖随即表示认可——这便是所谓“王上说得对”的真正含义，也即内附之说是王上本人很早就认可的。
大明对此的反应暂且不提，这里只说此事在朝鲜国内的影响和波及。
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随着战争发生，朝鲜“升平二百年，民不识兵，望风瓦解，无敢迎其锋，贼长驱而进如入无人之境”。此时的朝鲜任人宰割，即将面临八道尽陷的局势。于是有廷臣以国难当头为由，催请李昖立世子。
在应对倭乱的战争中，东人党在朝中指挥，南人党在前线奋战，加之此时的西人党领袖郑澈尚未回归，故此时的朝政大权掌握在东人党。因此，光海君被立为世子，不仅是党争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增强了东人党的势力。
在临津江防线崩溃后，李昖开始为渡辽“内附”大明作准备。此时廷臣对于“内附”的争论加剧了朝鲜的党争，不仅导致君臣谏诤更加剧烈，同时也离间了李昖父子的感情。
六月十三日，李昖表明心迹，准备“内附”。同时告谕群臣“今后令世子权摄国事，除拜、官爵、赏罚等事，皆便宜自断事”。同月十四日，李昖与光海君分朝，光海君往江界，李昖往义州专为“内附”。
由于此时的战况还没有高务实的干涉，其发展与原历史几无差异，“上命大臣，修内附咨文，送辽东都司，命领议政崔兴源，参判尹自新等，奉庙社主，陪世子往保江界，分朝臣以从之”，所以此时就形成了以光海君主导的小朝廷。
李昖曾询问“崔兴源、李宪国、李诚中曰：卿皆老矣，可以从世子。又谓韩准曰：卿有父母，亦可从世子”。最终，随从光海君的廷臣有左议政崔兴源、右赞成郑琢、副提学沈忠谦，此三人均为西人党要员。
此时，李昖将不同意“内附”的廷臣驱逐，谕令这些人跟随光海君。在将要出发往义州之时，李昖询问廷臣是否愿意跟随圣驾，结果回答者寥寥无几，仅李恒福积极响应，他回答说：“臣年少无病又无父母，请随驾”，而后李山甫、洪进等人皆愿从李昖，剩余“群臣皆愿随东邸”。
从这个局面来看，其实就很容易理解等到后来局势稍定——尤其是明军来援之后，李昖想方设法打压分朝的必然性。
此后的战争过程因为前文有述，不必再翻一遍，简单概括就是：即便在高务实亲自出马之前，也比原历史上打得略好一些。
明军打得越好，对朝鲜而言就越是有利于李昖，不利于光海君，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此处要说的倒不是这件事，而是分析一下朝鲜国内的政治氛围，这种政治氛围也正是高务实敢于做出让大明吃下朝鲜这一决定的根源。
那么跳过战争过程来看看原历史上后续发生的事：在战争结束后，李昖开始廷议诸臣功勋。功臣被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类型为：自李昖“播迁”之日起，经过“内附”事件直至战争结束之日，始终随从李昖的臣子。这一类被称之为“护圣功臣”，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三等。
第二种类型为：前线剿倭军官、奔赴天朝请兵救援、筹措兵粮的臣子。这一类被封为“宣武功臣”，也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三个等级；
第三种类型为：以平定李梦鹤之乱为首的臣子。将他们分为靖难功臣，依旧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三等。由于李梦鹤之乱与本书无涉，根本没机会发生，故此事不必多说了。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可以看出，积极推动李昖“内附”事件的李恒福被列为护圣功臣第一等，郑崐寿同为第一等，他们俩也是唯二的两位“一等护圣功臣”。
李恒福不必说，郑崐寿亦曾积极护送李昖至义州，在战争期间曾担任“请兵陈奏使”、“迎慰使”、“接伴使”、“谢恩兼辩诬陈奏使”等，作为使节为大明与朝鲜之间顺畅沟通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昖曾对他予以表彰：“今此讨贼，专由天兵。而天兵之出，由于郑崐寿之陈奏”。此外，洪进、李山甫等在李昖赴义州之时也曾坚定地伴随左右，因而被录为二等功臣。
此时，李昖大加赞赏当年义无反顾支持自己“内附”明朝的廷臣，向当年反对自己“内附”的廷臣发难。此时西人党的俞泓不断受到台谏弹劾，究其原因便是当年在“播迁”与“内附”事件中违背李昖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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