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贸同盟比较突兀地召开了一次股东大会，连久不露面的定国公徐文璧都拖着病体出席了会议，几个本在京郊疗养的侯爷伯爷也都移驾到新近落成的日新楼，无一缺席的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的主题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公布出来，高务实在此次会议上先就海贸同盟预备对西班牙人占据的吕宋诸岛发起进攻一事做了通报，然后同与会诸公讨论了一下作战方略、战后安排等事项。
攻打吕宋诸岛一事，在众勋贵看来最大的麻烦不在于西班牙人强或不强——反正高盟主说了，那地方的西班牙人很少，兵不过两千，船不过二十。
这点人手，就算他们个个都是以一敌十的猛将兄，那也一样白给。家门口作战的好处明摆着，海贸同盟不可能打输这场仗。
更不必说，高务实自听了刘馨那日的分析之后，已经把南洋舰队方面对马尼拉等地的调查报告仔细审视了一番，对于水淹马尼拉战术的成功几率做了充分肯定。
这个战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说很有问题，高务实从内心来讲，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宛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果的战术。
不过丝毫也不意外的则是，勋贵们对于这个战术极其满意，纷纷盛赞“刘姑娘不愧将门虎女”、“巾帼英雄，不让须眉”之类，根本没人提什么殃及无辜有违天道这样的话。
也是，当年都掌蛮造反，大明是硬生生给人杀到灭族了的，指望这些人讲人道主义精神那是太过分了。高务实甚至怀疑是不是他自己考虑太多。
不过话说回来，除了人道主义之外，高务实纠结这一点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原因，就是他不希望一下子把马尼拉打成一座死城。
死城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哪怕可以重建、移民，毕竟也很麻烦，而且费时费力。他需要的是马尼拉一刻不停地充当美洲白银的中转站，为自己的银本位纸币计划添砖加瓦。
白银这玩意，来源不外有三，一是政府库藏银，大明朝廷前期曾一度禁止白银在民间流通，加之钞券提举司只能单向兑入金银的制度安排，使得朝廷早期囤积了一定数量的白银。
二是国内银矿产银，大明自建立伊始就在国内大开银矿，到了中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对白银需求日渐增加以及冶炼技术的提高，国内白银产量有所增加。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没有规模较大的银脉经过，因此国内白银产量极为有限。
到了现在，通过以上这两条渠道进入流通的白银占市面上白银总量的比例很小，其余大部分白银均来自国外，是通过大明对外贸易的出超流入国内的。
后世学者梁方仲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
大明自己开采银矿的数据是可考的，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银课”。高务实作为户部尚书，能轻松查到相关案卷。
成祖朝与宣宗朝是大明银课收入最多的两个时期，到了英宗朝以后，银课收入就开始显着减少；孝宗至武宗朝，呈现直线下降趋势。
略微具体一点说，大明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在10万两左右，进入后期，实际上早已不足10万两。全国银课在最多时，每年也仅达到10万或12万两而已。
偌大一个国家，十万两银子的产能够干点什么啊？这说明国内银矿开采的白银数量严重不足，根本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白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
不过，如果看太仓(基本等于国库)白银收入的话则有一点值得说，即直接的白银入库到隆庆朝开始，突然之间出现了暴增。更确切一点说，是在隆庆五年开始暴增，即高拱回朝秉政的第二年。
【注：这条也是史实。不知道那些看了本书开篇就说我吹高拱的读者还在看没，看到这里会不会无言以对？】
隆庆四年的太仓白银入库为230万两，这个数据从嘉靖早期开始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动，而到了隆庆五年，太仓白银入库直接达到310万两。考虑到财政是按年计算的，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从高拱回朝秉政的那一年开始，国家的收入就直接出现了一波暴涨。
这笔钱是怎么涨出来的？两个主要来源：其一是高拱派海瑞去江南(应天巡抚)推广一条鞭法，通过松江退田案一事的威慑，把一条鞭法推行了下去，因此江南地区缴纳的白银税收大幅上升；
其二就简单了，那一年高拱把因为他之前被徐阶搞下台而几乎暂停运行的“隆庆开关”继续推行，月港的关税收入大幅上涨。换句话说，美洲白银开始大量流入大明。
回顾一下同时期的世界历史，就能更加清楚看到当时中国大量海外白银的来源。
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后期(10世纪后)就广泛使用金银作为交易货币，到了15世纪，欧洲因货币供给不足而陷入“银荒”的困境。于是，欧洲人就开始了在全世界寻找金银的历程。
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到了美洲，1498年(弘治十一年)达﹒伽马开辟了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1519年至1522年(正德十四年到嘉靖元年)，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为西方世界的航海家打开了通往美洲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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