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朝历代实施‘花钱买和平’的策略中，虽然许多人认为辽和本朝的澶渊之盟大约算是一个正面典型，通过固定的岁币，双方在订约后的一百多年基本相安无事，且这点钱儿在宋的收入中占比很低，比之战争获得和平所耗成本而言是极为合算的买卖。
但这种相安无事很大程度是因为本朝被迫忍气吞声，被迫放弃了燕云十六州。而辽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分，在与西夏爆发战争时，辽就趁火打劫、在边境挑事，最终逼迫本朝增加了岁币数量。
至于宋朝南渡后对金的岁币，更多是战场失利下的无奈之举。自最初的“天眷和议”，金以归还河南、陕西等诸多占领区换取宋朝称臣纳贡，对宋朝来说其实不算亏。但是不久金人毁约，经过绍兴十年和十一年战事，尤其是淮西之战后重订的绍兴和议中，本朝是土地没得到、岁币还照交，吃了大亏。
到了后来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宋廷都以失败告终，钱自然得继续交，称得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由此可见军事上的软弱，岁币的效果越来越低了，花钱买和平虽然比战争成本低，效果却取决于对方意图。
从宏大的战略叙事角度看，这是一种很憋屈的方案。但从财政上看，如果不能完全消灭对方，那么这种方案毫无疑问是成本较低的。当然，花钱能不能买来和平，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赵昺以为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此策是不可取的。
不过当前的形势是己方占据上风，要求和花钱的是蒙古人，但是赵昺觉得并不妥当。因为在成吉思汗真正意义统一蒙古高原之前，草原世界的许多行事逻辑并不能用中原大一统王朝的思路来推断。
在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相继统治蒙古高原的时代，草原世界遍布着各种部落。这些游牧国家内部，存在着王族旁支和诸多臣属部落，虽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通常听命于单于或可汗，但在内部问题上更多是一种协商为主的联盟性质，而统治草原世界的那个民族更多只是一个盟主。
对这些盟主来说，他们的权力合法性一方面来源于祖先战胜了草原世界的其他竞争者，有权在草原部落之间担任军事领袖和内部仲裁者；另一方面也作为谈判者和战争首领，代表整个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这种国家结构与其说是自身进化的结果，不如说是草原世界为了解决其自身组织问题、有效团结起来同中原打交道而逐渐形成的。
正因为如此，能否有效和中原王朝打交道，也决定了当时草原世界统治者对其他部落统治的稳固程度。毕竟，垄断了和中原王朝的贸易权，就意味着财政上对各部落的绝对优势，也意味着他们对其他部落统治权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了。
蒙元不同，其不仅在形式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形成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国家制度，对辖境实施有效的管理。按理说已经可以与国家名义与大宋谈判，但是赵昺不愿意，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国家，比之松散的部落联盟更具威胁性，同样需要花费大量军费保持强大的武力予以压制，以其这样不若将其灭国，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证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和平……
“陛下，历朝史家皆已大汉武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自豪，即便草民今日说起亦是不免心中激荡，欲提刀上马酣畅淋漓以犁庭扫穴之威封狼居胥。想陛下同样有将蒙古人逐出中原，牧马塞外之志，而今陛下收复中原在望，自不会与敌媾和！”刘因看南朝皇帝若有所思，也大概明白了其的心思，又言道，“但是此策亦有隐患，不惜代价的进攻，实际上对国家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皆会造成极大的负担。”
刘因边说边看着南朝皇帝的脸色，并非出于胆怯和奉承，而是清楚自己的身份，说好听点儿勉强算是谋士。而他行事有些迂腐，性格倔强，可读了那么多书，也明白君王的谋士尽管能量巨大，甚至可以影响到其的决策。但事实上，谋士的主要责任还是出谋划策，那个拍板的人不是他。
且刘因清楚谋士的定位与求胜之道。相比于武将，做谋士是风险低收益大的差事，可作为一国之君可揽天下英才，正是所谓的谋士如云，若想在其中脱颖而出，让君主见到自身的才华，往往会多给君主出几个主意，才能出将入相，封妻荫子。
换言之，谋士也是在为君主、帝王打工，所以在考虑问题之时，谋士时常会以自身为出发点。因而也可以说谋士执着的并非江山社稷，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出于保护自己，在君王问策之时，往往会提出上中下三策。
既然有三个选项，那么君主就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君主选择了一个，而恰好印证了印证的结果，那么谋士也可以自圆其说，如此一来，就比只出一个主意的风险低了不少。然而，事实上，作为君主并不在乎所谓的上中下所代表的意义，在一位明智的君主看来，一个主意也好、三个对策也罢，只要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对自身有利，就可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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