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两人同样知道，历史自有其惯性。然而惯性，并不代表大势，在三峡里，秦帝国若屈从惯性，未必不能如同前三代，坐享数百年的国运。这方面，他们以为保守的秦朝儒生没有看错，因为比起追求虚幻的未来，他们的世界更加真实，因此也更加坚固。
建国初，丞相王绾就向皇帝建议，“分封同姓，加以镇之”。博士淳于越则主张“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不只是单纯对古旧的病态喜好，而是历史经验的运用，周王朝若不是分封羽翼加以镇压征伐，又如何能够对遍布着八百诸侯的华夏大地进行有效的控制。
武王如果不是对商代乃至夏舜尧的王族后裔进行分封，又如何能够抚定旧势力的后裔遗民，使其互相牵制，防止叛乱。旧的形式产生旧的势力格局，旧的势力格局同样呼唤着旧的形式，它们相互增益，构成稳定的历史周期，这就叫轮回。
因此，对于秦帝国的大胆举动，他们必定会认为“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烈，为祸之深也”。实施也是如此，分封制的天下是壁垒森严的天下，天子诸侯大夫，在差异化的层级之下，“小国寡民”，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它们各自维持着自身的家族地域，并用武器输出忠诚获得保护。
而吏治国家的兴起则摧毁了碎片化而又顽固的持续了上千年的家族式壁垒，整个新世界至此便处于低设防的状态下。于是在取消了旧有的熟悉的制度后，秦帝国就立刻面临了两个巨大的困境，旧势力的颠覆活动和新结构的镇压。
所以秦帝国的失败不只是暴政带来的，而恰恰是对纷乱的社会环境未能加以有效控制的结果。秦法在秦国本土行之上百年，所以民安而乐之，但一旦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问题便凸显了。始皇帝以超乎常人的力量与勤奋保持着对包括旧六国的余党、周制的拥护者及失业的游士，下层的黔首在内的一切蠢蠢欲动的力量的压制，却始终未能彻底地消除危险。
因此，秦帝国的弓弦虽然已经绷紧，律法比前世更加严酷，征发也越加频繁，却仍然面临着日用不足的困境，这种困境比后世单纯的乱世还多一层旧制度的反动。终于，在始皇帝死后，无能的二世手上，帝国的弓弦嘎然松开，狂风暴雨中始皇帝构筑的堤坝崩溃，而尚未完全完成改造的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历史再次进入人为鱼虾的时代。
两人知道行朝在琼十年，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皇帝收复江南后也是想依照推行，这与当年始皇帝在曾经的六国之地推行秦法何其相似。江南虽然沦陷十余年于蒙元之手，但是故老尚存，他们故而对从前享有的特权十分怀念。
恰恰小皇帝推行的新政，朝廷在乡里之中派遣官员管理百姓，等于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旧例，已经等于剥夺了士绅们管理乡民的特权，难以在插手地方行政事务。而随之的一体纳税又剥夺了他们的经济特权，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
士绅阶层作为朝廷的根基，小皇帝的接连打压，王应麟两人也担心政策过于激进，从而动摇朝廷的根本，引发国家动乱，将‘大好’的形势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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