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的说赵昺这个时候很迷茫，按照自己的性格和想法，陈宜中之流早就被杀了不知道多少遍。可以说自己从来到这个世界就被其陷害，险些丢了性命；其后在琼州又百般阻挠行朝上岛，以致朝廷一败再败险些亡国，可其在危机关头却拍拍屁股跑了；而当下形势刚有了好转，其又屁颠屁颠地跑回来，若老实的呆着也就罢了，偏偏又想跟自己捣乱。
所以说赵昺与陈宜中既有私怨，又有国恨，且任何一个的理由都能让他动了杀机。可想想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祖制，其初愿也是为了能够实现文人治国，消除军阀割据，从而达到赵家天下千秋万代的目的。从根儿里说是为了私利，但却获得了士人们的广泛支持，进而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
要知道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反之，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实施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唐太宗同样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赵匡胤能作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而且当初可能也没有想的那么远，只以为文人即使贪渎，也不比武人作乱来的实在，更没想的自己所为对后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大宋王朝三百年，后代子孙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亦没有断绝文字狱的恶政。
然而有一点不可抹煞，宋朝确实是杀士人较少的一朝、文字狱较少的一朝。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对于文化的扶掖，对于文明的提倡，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纵，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赵昺忘记了前世哪位高人曾经说过：
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应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才始为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且赵昺知道数百年后，中国没有西方世界奉为国教的宗教传统，****的统治架构，国民皆是泛神论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信仰不一，供奉不专，也就是喜欢临事抱佛脚。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五千年来中国人无信仰、无宗教。其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国人的宗教说到底也是文化。
所以文化精神被认为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被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士人为国家栋梁，更是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在此意义上讲誓言碑不仅具有着传承的精神，更是犹如横亘在中国腹地的长江一样，枯水期再长永不会断流。而即便到了现代，宋朝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也为后世中国人所承袭，或者可以说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秦、汉、唐，都不甚搭界，且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却是最为接近的。
而赵昺正是因为上知三千年，后知八百年，才更加困惑。虽然自己知道赵匡胤留下的这么句话，对后世产生了极为积极的作用，但对于现在的自己却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成为自己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想杀个背君忘义的家伙都这样难，现在他不用多想就知道，一旦自己坚持要将其明正典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上书求情，甚至是罢朝抗议。
当年的张邦昌称帝可是朝野皆称该杀的家伙，但是真到了动手的时候，又都开始转而求情，逼的赵构没办法只能将其改为流放，最后还是以其奸宿宫女的罪名逼其自杀，才算达成心愿，事后却仍难逃被口诛笔伐。而这不由的让赵昺想起前世一个有关领导们商量是修学校，还是修监狱的段子。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修监狱，原因也很简单：学校他们是用不着了，但是监狱却不一定。
所以一向腹黑的赵昺想当然的以为，那些士人们之所以百般吹捧誓言碑上的不杀士大夫，想出种种理由劝阻皇帝去诛杀一个罪大恶极的士大夫，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自己哪天‘遭难’也不至于小命不保，因此完全是出于私心才会如此坚决阻挠。
赵昺当政后一向是对叛臣、汉奸实施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由于形势所迫并没有人说三道四。而在收复江南后，他又发出‘镇反’的诏令，对曾与敌勾结的汉奸和叛臣进行镇压，其实就已经有人不满，以为屠戮太盛。此前对秦林锋一伙人的公开处决，应该说让人心生惶恐的同时也产生了警觉，若再杀陈宜中很可能会激化矛盾，使他不能不考虑政治上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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