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芳自从当上首辅后，每次主持会议，从不轻易发表议论，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梁储刚刚结束礼闱之事，心思还没有完全转过来，不发表议论在情理之中。
靳贵在阁臣中排名最低，代表内阁说话资格还不够。看来，只有大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费宏应该会有所议论，他在内阁中虽最年轻，但这是他第二次入阁了，资格够老。对面的杨一清在心中判断，作为兵部尚书，他是有资格列席这样重大的内阁会议。
果然如他所想，费宏保留了他旗帜鲜明的特点开口了：“本人是赞成齐王变法的，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自从齐王在全国开始复制登莱模式这十几年来，大明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为过。按照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要做适当的调整。
我兼管户部，这里有一份清单，那就是这些年来，仅仅是江浙地区就成立了三万多家各类工厂，从生产火柴到从事纺织业，各类工厂五花八门。仅扬州地区就有二十多万农民进城务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明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已经逐步向工商业化发展。换一句话讲，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这是百年未有之变，齐王未雨绸缪，率先改革我们的体制，这就是远见卓识。“
说到这，他示意小太监将户部去年的统计表发放下去，等众人拿到手，他才继续说道：”大明要将强盛延续下去，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稳定，可以保文明，可以保传承。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依子充之言，这《权利法案》不就是变相的四民平等吗？此举涉嫌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这社会秩序还要不要，朝廷和官府的威严何在？”王琼听了费宏的话，觉得好笑。这位状元公历经侍郎、尚书，仍然是书生气十足。
“承教，”费宏立刻反驳，“我只想问一下，全国各大城市，成千上百万农民进了城，以工谋生，这样巨大的人口，谁来保障他们的利益？登莱走在了最前面，就做的很好，不错，登莱是强调四民平等。然而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官府的威信失掉了吗？我曾经多次去过登莱，那里欣欣向荣，一切井然有条。官府不仅没有丧失权威，反而有了更强的公信力。这难道不是四民平等带来的好处吗？为什么我们有些官员却装作看不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试问，这部《权利法案》不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吗？”
费宏的发言，犹如吹响了战斗的冲锋号，不同的观点顿时剑拔弩张，阁部会议出现了少有的对峙局面。从早晨一直吵到午时，焦芳等了等，见这场争论依然没有平息的意思，便出来打圆场：“阁部今日之议，观点对立，无法达成统一。这无所谓。齐王曾说，真理不辩不明。今日就先讨论到这里吧，兹事体大，请王太监将各人歧见奏告圣上，《权利法案》颁不颁布，最好由圣上亲裁。”
阁部会议没有结果，这并不出于众人所料。齐王的奏疏虽然搁置了一段日子，但军机处属下的宣传机构却在各大报纸上纷纷发表文章，提前为《权利法案》造势，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齐王推动《权利法案》的决心已下，面对汹汹舆情，绝对不会退缩。
十几天后，司礼监陈洪到阁传话：“只请费先生票拟，各位老先生不必动劳。”好嘛！票拟本应由内阁公议，而今只把最早赞成颁布《权利法案》的费宏请到司礼监商议拟旨，是一件破例之事。由此可见，皇帝和齐王沟通完毕，原则上已经达成一致。
果然，翌日圣旨即下，《权利法案》草案正式颁布。但奇怪的是，这部法案生效之日却推迟到了正德十八年正旦，这似乎是在给天下读书人一个适应的时机。因有费宏独被召至司礼监拟旨一事，有人说作为首辅，这部法案应该由焦芳票拟才合乎规矩。这时候人们才醒悟过来，对啊！事情有古怪。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大跌眼镜，正德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传言还在夏威夷等待救援的齐王突然在南京露面。与此同时，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紧接着，钱宁、佛保被拿下，广东、福建、江浙、南直隶军警配合廉政公署以及军情司统一行动，对江南地区所有的工厂作坊公开大检查。
七日后，各地检查出来的结果陆陆续续在报纸上公布，其中一些血汗工厂老板的行为让人毛骨悚然，手段触目惊心。在这些血汗工厂工人需要每日八个时辰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工作程度，随意克扣和盘剥工人工资，甚至殴打拘禁工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以江南的纺织企业最为刻薄，而这些工厂主背后大多数是所谓的江南士绅，如此恶毒刻薄，让天下有良知的人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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