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轮到李治哑然，我说的绝对是大实话，在长安城，随便拉一个人出来问，一言一行都引人注目，常常成为某些儒学大师攻击目标的本公子绝对是长安城最特立独行之人，但是我对那些老家伙对我的指责一向是充耳不闻，即使是当面撞上，我也懒得跟这些老家伙计较，而我常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着各种各样的言论，并且对某些贪官污吏大加抨击，甚至整个大唐都能在报刊上读到，这还不算完。我收养了弟子，让他们有机会活下去，活得更好，并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不仅如此，我还帮助像骆宾王这样怀材不遇之人，这样私行恩惠的行径更是多不胜数。
“但为师做的这一切真的有错吗？或者在自己做事情别有用心，以已渡人的某些人眼中，他们是带着有色太阳镜来看别人，以自己狭小的心态去猜度别人，你觉得这样的人，才真正地符合国家大义？符合我大唐盛世？”我一连窜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丢到李治的脑门上，让这家伙目不睱接，而立于我身边的婉儿更是听得神心摇曳，对于我这位才艺双绝？嗯，德行双绝的驸马爷感到由衷的敬佩。
我看着默然思索的李治，温和地言道：“小治你可知道，我大唐何以能有贞观盛世？何以天下得以大治，百姓归心，因为什么，其中一点，就是因为朝中有多位诤臣不屈于陛下之天威，直言敢谏，表达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让陛下得以拾遗补缺……”
李治眉头一扬，抬眼朝我望了过来，我袒然地望着李治，目光没有躲闪或者是退缩，我所说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光明正大：“在于学术上的争论，甚至是关于朝政上的处置的急论，人和人之间，当然可以相互辩驳，相互地争论，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就是这个道理。
若是有人不服气，尽管去找寻证据来说服对手，如此如果他没办法说服别人，又或者是某人的观点明明是错的。但是这个人却起了杀机，欲把把对手从肉体到灵魂加以毁灭，你觉得这样，真理就真的会站在这个人的边上吗？后人总会有聪明的，他总能找出事实的真象，到头来，输还是赢，谁能掩饰得了？而且因为学术上的探讨，又或者施政于民的纲领上的争执，而竟然想置对方于死地，这样的人，能算得是所谓的圣人，或者是真的忧国忧民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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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些话，不敢说全对，但是至少我是站在道义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若真的是因为学术问题就朝对方喊打喊杀，那当初春秋战国之时，何来的百家争鸣？
少正卯当时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思想，就是法治。就是因为和孔子的礼治相左，所以孔子不能容忍，利用职权杀了少正卯。礼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礼治是建立一种礼仪制度，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用道德的教育使人们遵守这些制度。而法治思想是建立严厉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用严格刑罚使人们遵守制度。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家的时代，那个时候的文化思想领域是多元化的，谁都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才能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那次的思想大辩论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可惜，孔子却因为少正卯的政治思想与自己不同杀了他。用今天话来说，少正卯是孔子的政敌、异己。那么排除异己就很是正常了。但问题是，孔子宣扬的思想是仁啊，连当时各国国君都能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做为儒家的领袖以仁标榜世人的孔子又为什么对不同政见那么的仇视啊？
那么孔子的仁在哪里？后世的儒生，大都不承认历史上发生过孔子杀少正卯的事情，也许他们也感觉孔子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缺乏考虑，因此就为尊者讳。想掩盖事实与真像，姑且不论是不是事实，但是这一事例恰恰就像是一记沉重地警钟，被我拿了过来，狠狠地敲击在李治，这位大唐未来皇帝的心头，目的，就是要他警醒。
“师尊之言，治受教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就算他真的有错，这并不代表着他就是犯罪，若真如此，古时何有百家争鸣，就算我大唐，执政之朝堂上，亦同样各有想法，若真要治罪来，怕是连我这个太子，也得与俊哥儿您一般了。”李治很会说话，小小地拍了我一个马屁，还很明白地向我表达了他的心意，代表着他同意，并且认同我的这一观点。
“小治能有此想法，为师甚慰啊，我大唐可以有万国来朝，靠的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绝不会因言而罪人，更不会以莫须有之罪而治人以罪，所以，我大唐才能同时存在这么多的宗教，也才能让那些异邦之人倾慕我大唐那种从百姓至朝庭都宽阔而博大的胸襟。”我赞许地朝着李治点了点头笑道。
说到了这儿，我忍不住地感慨道：“你爹就曾在朝堂之上说过：‘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又曾与朝堂诸臣相约：‘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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