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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的小学中，认字和写字教学是同步的，这样不好，因为汉字书法讲的是‘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学童对文字结构还没有感性的认识，落笔自然毫无感觉可言，写出来的字奇形怪状、惨不忍睹，想取得书法上的成就，可谓难上加难。
而在古代，学童往往在背过《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读本，熟识数千字后，才开始提笔练字。这样，在习字之前，已经对字结构有了印象，落笔自然有数，反复练习之后，人人拿起笔来，都可以写出一手好字。
在后世，写不好字没啥，但在这个年代，写不好字，啥都免谈，别说做官做学问，就是做商人，当个账房先生，一笔臭字都会人被瞧不起。
所以要读书，必须习字。而习字自然从临帖开始。陈希亮没有选蒙学中一般都用的‘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而很少见的采用了《广韵》。
一来，这本书是官方编篡，采用最严谨的楷书，对打基础大有裨益；二来，这本书以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分卷，临摹的过程中，也是对声韵的学习。三来，临摹这种大部头，非平心静气无以为继，他存心是要消磨掉陈恪胸中的烟火气。
但事与愿违，陈三郎郁闷的要抓狂，因为古人学习语音的方法，实在太笨拙了……简单说来，他们取四十个汉字为声母，又以韵书的韵母字作为韵母，用‘反切法’为汉字注音。
再简单说来，在反切法中，用以注音的两个字，前一个字简称‘上字’，后一个简称‘下字’，被注音字简称被切字。其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
例如，‘冬，都宗切’一条，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这种南北朝时从梵文发音中借鉴，唐宋两朝发展完善的注音方法，比起汉代的读若、直音等注音，自然是大大的进步——可是，对于习惯了用拼音的人来说，绝对是一夜退回石器时代。
显然，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成分，在拼合时有一定障碍；而且，反切上下字用的字过多，使用的人难于掌握。当然，这种单字单注的方法，确实要比后世汉语拼音字母，要来的精确。
而且汉语拼音是以夹杂满族口音的北京话为国语标准，满人所说的汉语没有入声，所以汉语拼音也无法模拟出入声。而入声乃是平仄中的三个仄调之一，失去了入声，便不再符合古汉语的韵律，所以用汉语拼音，念不出古诗词中的韵律。
不过凑巧的是，因为要学习古文的缘故，陈恪从小接触的，并不是大陆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也不是台湾的国语字母，而是‘威氏拼音法’……这种使用时间最长的拉丁注音法，不仅可以表现出正统汉语的入声，亦可更好的模拟出古典韵味。
但当他兴冲冲的想用威氏拼音来代替反切时，却又傻了眼。因为这时候，距离威氏拼音出现，还有整整一千年时间，字与音的纽带——拼音字典自然也无从谈起。为汉字注音的伟大工作，似乎责无旁贷的落到了他的身上——而注音的前提是，精确掌握每个汉字的发音。
悲催的是，要掌握此时每个汉字的精确发音，就必须先把《广韵》吃透……
自然，这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作。陈恪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等一千年，那位英国人韦德来到中国后再说，要么自己来做这项艰巨而伟大的工程……想想就头皮发麻。
做还是不做呢？这是个问题，但至少有一件事确定了——不管做还是不做，《广韵》都得好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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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听到外面头陀的报晓声，陈希亮才睁开眼。通常，他都是早早起床，烧水做饭之后，孩子们才次第醒来……但这几日太累太乏，竟一觉睡过了头。
他揉揉眼，便看到陈恪已经坐在桌前临字，不禁由衷一笑，蹑手蹑脚的披衣穿鞋，走到桌边。
陈恪还是听到了脚步，刚要悬笔回头，便听陈希亮沉声道：“凡书之时，贵乎沉静！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
陈恪点点头，便把注意力转回纸上。陈希亮看他握笔姿势不对，便先纠正他的手腕：“腕竖则锋正。锋正则四面势全！”
“次实指，指实则节力均平。次虚掌，掌虚则运用便易。”陈希亮为他纠正好握笔，带着他的手，在纸上一边笔画示范，一边讲解道：
“为点必收，贵紧而重！为画必勒，贵涩而迟！为撇必掠，贵险而劲！为竖必努，贵战而雄！为戈必润，贵迟疑而右顾！为环必郁，贵蹙锋而总转！为波必磔，贵三折而遣毫！”
蘸下墨，接着边写边道：“侧不得平其笔。勒不得卧其笔，须笔锋先行。努不宜直，直则失力。挑须存其笔锋，得势而出。策须仰策而收。掠须笔锋左出而利。啄须卧笔而疾掩。捺须战笔发外，得意徐乃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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