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登接手后，将其改组更名为Wheelock Marden，中文译名会德丰洋行，会德丰一词，不如太古那般华夏化，而是半中半洋。
如果说会德丰的创建期是1854年的话，那么大概是Tug＆Lighter公司的历史。
马登做上大班，只能算小发达——会德丰只是众洋行中的小矮人。
对呆在冒险家乐园里的犹太人来说，不发迹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
马登在犹太会馆，遇到身材矮小的嘉道理父子。他们是来沪上开办洋行，那时的犹太商人，都是把投资分散在香港沪上两地。
马登说：“我这辈子哪都不去，就在沪上发展，远东再找下到第二个像沪上这么好赚钱的地方。你还是把总行迁来沪上算了。”
艾利笑道：“自古城堡不会只开一道门的（希伯莱谚语，意思相当华夏成语狡兔三窟）。”
马登自然深谙此理：分散投资，分散风险。
但是，如果能看准一个方向，倾财竭力进取，收效肯定会比谨小慎微大。
其后二十多年，远东及华夏形势动荡，马登与嘉道理均蒙受重大损失，政治上的事，就是政治家都无法预料。
会德丰的主要业务是船务与贸易，拥有一支跑长江沿岸的内河船队。
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大萧条，航运非常不景气，许多船只泊在港湾，如一堆水上废铁。船价大跌，跌得比废铁还便宜。
而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正是借这个时机发起来的，加登大一家公司的6艘万吨货轮，10年前每艘还值200万美元，那个时候跌至2万美元待售。
奥纳西斯发傻，一下子购进6艘。待二战前世界经济复苏，奥纳西斯终于交上好运。
马登没奥纳西斯这般的“傻运”。他花了10万美元，购入一艘美国太平洋航运公司的二手船，开始了海上运输。
那时的定期客货航班，均由老牌轮船公司垄断，他们自己都在减少航班，马登自然无法挤入。海运业务，有一单、没一单的，勉强维持没亏。
1934年，由于罗斯福的新政，美国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马登趁船价尚未涨起来，又购入一艘货轮。
当时有人说马登发傻，很快，持这种论调的人不再吭声。
世界经济逐年回升。同时，战争的烟云也愈来愈浓地笼罩世界上空。航运势头看好，马登沉浸在金元梦中。
沪上沦陷，接着是欧战爆发，沪上的洋人惊慌过一阵，又像往常一样大把赚钱、大把花钱。
有销金窝之称的沪上，依然灯红酒绿，夜总会飘出歌女的靡靡之音。
马登对战争持乐观态度，欧战爆发，带旺了全球的航运业。马登的两艘海上废铁，成为两座海上金矿。
1941年，马登成立亚洲航业公司。他准备大肆扩充船队，与太古、怡和、旗昌竞一日之长。然后，再与英美法等专业轮船公司论个高低。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机在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掷下炸弹，把马登的亚洲船王梦炸飞。
同日，日军侵略香港，英国对日宣战。日本宣布英国在华的财产为敌产。
马登仓皇逃出沪上，回到英国，所幸的是，他的主要资产是海轮，正在太平洋中航行，故而未落入日本人之手。
二战期间，乔治·马登在伦敦设立会德丰公司，旗下的公司有亚洲航业、隆丰投资。
隆丰控亚洲，但全集团的业务仍以航运为主，船只全部为盟军运载兵力和军需，马登大发战争财。
1940年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老马登对儿子学文耿耿于怀，他主张儿子学航运或商科。
小马登的性格像父亲一样犟，置父训于脑后，二战粉碎了小马登的文学梦，身为独子的小马登又一次违背父训，他未去父亲的沪上会德丰公司，而是投笔从戎。
战争使约翰·马登更趋向实际，二战结束，他加入了父亲的公司——伦敦会德丰。
二战使英国国力衰退，所有的产业都似乎发展到了尽头，父子俩商量还是回远东发展。
1946年夏，华夏内战全面爆发。老马登饱尝战争之苦，决定把总行设在香港——香港有大英帝国的庇护，怎么都比战争中的内地要安全些。
1948年12月，亚洲航业在港挂牌上市，马登父子以筹得的资金购入一批旧船和新船，会德丰拥有的船队，直逼太古、怡和。
从50年代起，以沪上船商为龙头的华人航运业悄悄崛起。坐镇香港总行的小马登，回英时向父亲汇报了此事。
老马登以轻蔑的口气说：“欧美的船商才是巨鲸恶鲨，华人船商充其量只是小虾小蟹。三四十年代，我在远东见过的华人船商成千上万，他们谁成了气候？”
1955年，伦敦会德丰公司乔治·马登的豪华办公室，走进一位个头比马登矮一截的年轻华人。
他就是未来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此时，他一艘船也没有。
若不是汇丰银行代理主席道格拉斯的安排，心傲气盛的乔治·马登，或许压根不会接见这位在商界毫无地位的包玉刚。
包玉刚不卑不亢他讲述他想搞航运的构想。马登坐在大班椅上盯着他，仿佛在听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在叙述他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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