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一个新物种，并不是轻松的工作，首先就得查询有没有前人的重复发现，仅此一项，有没有电脑的时代都能累死人。
如果翻开植物分类学的书来看的话，一大堆的动植物后面，都有数量不菲的“异名”，拥有三五个异名，或者更多种异名的动植物不胜枚举，而“异名”的意思，基本就可以说是“矮油，认错了”的意思。
即使分类学家们再认真，鉴于地球上的物种如此繁多，出现异名依旧是不可避免的事，为了不成为异名组的一员，谢教授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劳。
不过，有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电镜使用，又有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科研狗可供驱使，谢教授倒是很愿意帮忙。
光是能用一下新款的电镜就不容易了。
不像是杨锐，动辄百万的购买设备，谢教授虽然也是北大的教授了，一年的经费却只有10万元不到。
这其实才是正常的经费分配模式，做植物分类学的，一年能有几万元的经费，已经很不少了。
这些钱，自然也不是让谢教授来添置设备的，要用设备，他就去公共实验室里，其经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交到公共实验室里，用来给大家一起购买设备了。
这自然是不太爽的，可也是没办法的事。
杨锐的离子通道实验室，前年刚组建的时候，还是一台仪器一台仪器的攒机模式，谁都没料到，他竟是攒的如此之快，一两个月就一台的速度，让他的实验室已然成为国内顶级的生物学实验室。
比他的实验室好的也有不少，但要说全面超越就不太可能了，再怎么说，杨锐的实验室里的仪器都是新采购的。
身为研究者来说，仪器的所有权固然是个好概念，但偶尔能够用用，也是很开心的事。这就像是小孩子去迪斯尼乐园玩，他当然想要迪斯尼乐园是自己家的，奈何投胎的时候不努力，后天再怎么督促老爹也没用了，但是，就算排队玩游乐设备，也还是很乐意的。
此外，谢教授还从杨锐这里，学到了PCR的基础使用——让PCR的发明人当面教导PCR的使用，这种机会自然是不常有的。
因此，到了“张飞蓝刺头”的新物种发现的论文出栏，负责执笔的谢教授，竟是干净利落的将第一作者让给了杨锐。
杨锐也没什么犹豫的就笑纳了。虽然民间对于新物种的发现很感兴趣，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一篇新物种的论文就很普通了，要是鉴定出来一个新类群倒是有点厉害，仅仅是蓝刺头属的新种，也就只能发表到中文期刊上过过瘾了，谢教授用鉴定工作兑换杨锐的PCR教学，也算是公平交易。
另一方面，凭着杨锐在生物学界的声望，他发表一篇新物种的中文论文，更是一路绿灯。
往常需要两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时间的审稿，只要九块八……不是，只要八九天，竟就给审结了。
不用说，《植物分类学报》的编辑，肯定是没遵守双向匿名的标准，而向审稿人透漏了杨锐的身份。
在国内，或者说，在全球范围内，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尤其是大人物发表论文，更是几多欢喜几多愁的故事。
如果严格遵守双向匿名的标准，谁知道负责审稿的学者，会不会脑子一抽，就给拒稿了？说不定还会写上一封言辞激烈的评语。
像是杨锐这样的学者，在中国生物学界，已经是顶级水平了。CNS都发表了一遍，又是GMP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不俗的战绩，声望刷的几乎破顶，再加上名下拥有两间实验室的管理权，可以说，他的动向完全有可能改变中国生物学的走向了。
这样的学者，要是被一家中文期刊拒稿，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中文期刊的拒稿理由充沛，那自然不用说了，期刊和拒稿人都能刷出大大的名声，但是，就中文期刊目下的成色来说，他们想找一位能与杨锐对等的生物学家审稿，都不太可能，又有何资格拒稿？
这就好像是达尔贝科投稿到美国的普通期刊上，结果被科罗拉多大学不知名教授给拒稿了一样。
学术界内的轰动效果一定会有，但绝对不是期刊社想要的。
从期刊社的角度来说，高声望的顶级学者的论文是多多益善的，而高声望的顶级学者的论文也不是不能拒稿，可要是拒稿的话，他们希望审稿人最好是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
要是遇到那种审稿人正好太忙或者太懒，结果将审稿交给了手底下的学生来做的坑爹事——此类坑爹事实在平常——那拒稿事件可就有意思了，等于说，顶级学者的论文被狗给拒了，就算圣诞节过的不好，狗也没理由这么爽来着。
也是因为期刊社、审稿人甚至论文发表人有种种顾虑，双向匿名的标准，在学术界向来只是普通学者的专利。
杨锐在世界顶级的期刊社或许还没有特权，但偶尔涉足一下植物学界，得到特权却是自然而然的。
没几天的功夫，竟而有社会媒体，将“张飞蓝刺头”给报道了出来。
于是，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想要采访杨锐，问问他与诺贝尔奖的事情的媒体，才猛然发现，好家伙，怪不得找不到杨锐，这厮原来跑到野外去了。
要说跑到野外也就跑到野外去了，逃避媒体的事，普通人见的少，媒体记者见的还少吗？
但是，正常人跑路，怎么想也不会发现一个新物种吧。
而且，还给新物种起名“张飞”？
你究竟是想隐姓埋名逃避媒体呢？还是勾引媒体去采访呢？
记者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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