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寇凖商榷完大楚的相应礼法之后，话题转到了历法上。
而事关历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年号。
之前大楚用的正统年号是骆永胜当楚王时使用的，现在做了皇帝，那就应该更换。
为什么要更换？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的历法规矩，都是皇帝纪年法。
从秦始皇开始到最后一个溥仪，用的都是皇帝纪年法。
这种纪年法的方式体现的目的，是可以让天下人直观的知道，这个皇帝在位了多少年。
频繁更换年号的皇帝就比较讨厌了。
现在骆永胜做了皇帝，就必须有皇帝的年号，再用正统就不‘正统’了。
“不设年号行不行？”
骆永胜本只是随口问上一句，就见寇凖很是平静的点头。
“行？”
“当然行。”
寇凖给了肯定的答复：“在有年号之前，国家在历法上的统计以君主在位的年数来定，有了年号，其本质也只不过是为了从侧面来践证皇帝在位的时间罢了。
这里面，王莽篡汉之后，就没有用年号，他选的是以其王朝诞生之年为始建国元年，这就是想要以国家存在的时间来定历法。
所以，陛下如果想不设另外的年号也是可行的，历法上咱们可以循祖，比如黄帝历？”
最后提及黄帝历，寇凖以为骆永胜是打算崇奉始祖才决定不设年号的，没想到后者还是摇头。
“始祖离咱们的时间实在是太过于遥远，如果沿用黄帝历，那么从元年至今就有将近四千年，历史过程中有很多的空白期，这都需要一一填充，不然缺少了一份正统性。
所以朕有两个打算，一个呢是以朕出生之年为元年，朕今年三十四岁，那就是三十四年，还有一种呢则是以朕登基之日、大楚开朝之年为元年，阁老选一个吧。”
寇凖陷入了思忖之中。
骆永胜给出的两种想法，第二种是有先例的，而出名的先例不是王莽的始建国，而是秦始皇。
严格来说，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并没有皇帝年号，他只是将秦王政二十六年改为了始皇二十六年，也有一说为始皇帝元年。
因为秦始皇本身的想法就是大秦自始皇及下传迭，二世、三世直至万世不易。
现在是正统九年，改成大楚元年当然可行，因为今年确实是骆永胜当皇帝的第一年。
不过寇凖又在考虑骆永胜提及的第一个建议。
那就是以骆永胜出生那一年来做年历，可不可行？
这么做就是更深度的放大骆永胜对大楚这个国家的个人影响力，方便中央集权，而且作为大楚的开国皇帝，骆永胜这个老祖宗以生诞年定国家历法，后代的子孙就不敢变。
这样日后也可以省却改元之后还要重新更正年历的麻烦。
史载也可以比较清晰。
当然，这些所谓的好处说到底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出来糊弄人的。
最大的原因，还在于那第一点。
放大骆永胜对整个国家的个人影响力。
俗称。
造神！
“若是以陛下生诞之年做国家历法，那么就不能叫大楚三十四年。”
寇凖挑出了一个小小的不算毛病的毛病：“因为大楚自陛下南昌举义至今也不过才九年，以大楚冠名有些牵强。
陛下是始祖后裔、圣人临凡，不如，就叫圣皇历三十四年？”
圣皇历？
骆永胜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哆嗦。
这好肉麻啊。
而且为什么听起来，会有一种浓浓的玄幻风呢。
“圣皇两个字朕实在是怕后世笑话，叫中元历吧，简称中元，朕诞生之年为中元元年。
有朕之前，为中元前，有朕之后为中元后。
将中元前3731年，始祖诞生之年，定为华夏文明起源年。
中元前2089年，周公定礼。
中元前1235年，始皇扫六合。
中元前1148年，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大致上就是这意思。”
寇凖的脸色变了。
他突然才发现，在谈历法这件事，看来骆永胜早有准备了。
听听刚才骆永胜明确的四个时间线吧。
在这个新的中元历历法中，骆永胜只提了四个例子，除了后两个都有迹可寻之外，前两个的时间线其实极其模糊的。
为什么，因为太过于遥远。
黄帝到底是哪一年诞生的？
周公旦定礼的第一稿，又是哪一年诞生的？
有史书文献可以证明吗？
有，也没有！
说有，其真实性也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乱。
为什么咱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反而搞不明白了。
提及历法，那是必然要和历史捆绑在一起的，因为没有历史的文明就没有资格叫做文明。
中国既然是文明古国，溯源历史是后人必然也必须要去做的事，若是不去溯源又怎么有资格标榜自己是文明古国呢。
我们都知道夏商周三个古王朝，可是夏商的历史从哪去追溯。
我们也都知道禹传启家天下的故事，那历史上真的有大禹吗。
中国的历史上真的有三皇五帝吗。
真的有轩辕黄帝、炎帝、蚩尤吗。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李斯说了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功盖三皇、德超五帝，则各取一字，大王可称皇帝。’
是因为这句话，才有了皇帝这个称号。
这就说明，在古代，起码在秦朝的时候，那一辈的古人是知道有三皇五帝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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