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关于南风甲骨文写凯，山海经其他段落作了补充，《山海经·南山经》：“又东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遗，多怪鸟，凯风自是出。”
也就是说，山海经也认为南风叫凯风。
总之山海经犯的错误，其实都可以认为是后人整理和传抄犯得错误。
古本山海经早就找不到了，现在看的是不知道传抄了多少回的版本。有些字也变了，是很正常的。
写错字没问题，说的是一回事就行了。
凡事就怕对比，看看其他文献犯的错误你们就懂了。
战国时的《尧典》有关于四方的描述，说帝尧朝东西南北各派了人去观察天象，司掌四方、四时，分别是：“厥民析，鸟兽孳尾。”“厥民因，鸟兽希革。”“厥民夷，鸟兽毛毨。”“厥民隩，鸟兽氄毛。”
是不是很晦涩？没事，你们不用懂什么意思。
因为关于真正远古的四方司，四方风的设定，战国人早就忘了。
不懂意思，所以是‘望文生义’，‘想当然’地写成这样。
他们看到殷商人留下的甲骨文‘东方曰析，凤曰劦’，大概也很懵逼。
因为甲骨文里‘风’字是‘凤’，继而直接理解为鸟……再望文生义，联想下觉得这里是在写鸟兽。
‘劦’字你们看结构，也知道，是有众人协力之意，继而望文生义，联想为‘合’的意思。
所以战国人结合前面的鸟兽，就写了鸟兽‘合尾’。
好好的四方司与四方风，变成了四方司在不同季节下，鸟兽的变化……
风呢？跟风没有关系了。
尧典是《尚书》首篇，儒家经典，到了汉朝，地位飙升，因此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选择了尧典的说法。
至于山海经的说法，司马迁没有采用，表示：‘吾不敢言也。’
所以，从战国往后，一直到近代，尧典的说法都是正统。
直至，上世纪，用科学且系统的象形解析方式，破译了商朝文物上的甲骨文。
这才发现，一直以来正统都错了，山海经是对的。
自武丁时期在骨头上刻下那段文字后，三千年下来，唯有山海经，完整记载了上古的四方风。
当然，我可以洗。
战国时期的人，不是不懂甲骨文，他们是故意篡改。
或者故意在嫁接，将炎黄东夷的文化进行融合，把大量东夷的文化，安插到帝尧等炎黄系的人身上。
他们没有选择照抄，而是从东夷系的文化里取其灵感，进行加工，然后转嫁给帝尧。
完成了民族融合，炎黄与东夷，彻底合为一体。
帝俊成了帝喾，少昊成了黄帝之子，殷商的祖先是帝喾的次子……
我没有说这不对，作用是积极的。
但不管是故意错，还是无意的。
客观来讲，战国时对上古的理解，就是没有山海经写实，没有山海经真实，没有山海经老实。
对于上古之事，战国文献有学术目的，汉朝文献更是有政治目的。仅供参考。
传言汉武帝时从西域有人送来了鹦鹉，汉武帝一脸懵逼不认识，最后还是东方朔掏出山海经，说这玩意儿叫鹦鹉。
《山海经·西山经》：“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鹉。”
虽说我没有在正史上找到这个记载，但是从汉武帝以后，大量的鹦鹉被引进，贩卖。
东汉末年，祢衡的唯一名著，就是做了一篇《鹦鹉赋》，咏颂了这古往今来就没人咏颂过的这种鸟。并假托鹦鹉，表达无人识得自己才能的郁闷。
而鹦鹉这个名字，也一直延续，直到我们今天。
很多动物的名字，古今不同，但是鹦鹉的名字从未变过，这可以佐证在山海经以后，汉朝以前，就没有人给鹦鹉取过名字，根本就不认识。
是汉朝人从山海经里得知它早就叫鹦鹉，便一直沿用，这才使得名字没有变化，因为有共同的名字来源。
如果没有山海经，那么会有各个地方的人，给鹦鹉取不同的名字。北方人见到鹦鹉，取个名字。南方人见到鹦鹉，可能又会取个名字。
继而到了二十一世纪，鹦鹉会有多种正式名称。
然而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在汉朝以前，除了山海经作者同时代的人以外，没有人见过鹦鹉。
另外有文献记载，汉宣帝时期，上郡有古代石室坍塌，里面的石壁上刻画着“反缚盗械人”的图像。没人知道什么意思，直到当时在‘修正’山海经的刘向，也即是刘歆的父亲，指出这是‘贰负之臣’。
《海内西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
所以说，上古之事，汉朝人懂个锤子……鹦鹉都不认识，对黄帝、尧舜等五帝之事，倒是莫名其妙的知之甚多，跟亲眼见过似的。
还有很多例子，总而言之，自古以来，山海经与大量的文物、现实之事物对应。
无论是动物，山川，壁画，甲骨文，还是三星堆文物，以及我尚没有提及的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石峁古城……
大量的现实之物，都多多少少，印证了山海经的写实、真实、老实。
古今变化太大，它写实没有用。
时代也在变迁，它真实没有用。
而且也太老实了，老实到没有歌颂任何人，没有传达任何道理，没有宣扬任何仁德义理，甚至可能还触了些霉头，犯了些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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