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参见陛下……”
因为不是正规的朝会，属于皇帝忽然召见群臣，所以，群臣也没有跟朝会时一样，大礼参拜，只是微微躬身致意。
“陛下诏臣等前来，可是有要务？”丞相周亚夫抬头问道，露出了厚重的黑眼圈。
最近，汉家丞相府和御史大夫衙门，是彻底忙成了狗。
去年秋八月，地方上报的去岁新增户口和土地的数据，到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确认和核实的时候了。
再不把这个事情搞定，再过三个月，就又到了确认户口与土地增殖情况上报的时候了。
在秦汉两代，户籍与土地的管理，严格无比。
法律将天下的百姓，无论贵族官民奴婢，统统分为五个群体：王侯、官、民、市、奴。
编户齐民的罗网之下，鲜有人能逃脱律法的管辖。
当年，秦朝时，秦始皇的亲信，大宦官赵高犯罪，依然被依法除去官籍（史记。蒙恬列传）。
到了汉室，对人口和土地的清查以及管理，比之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因为，汉室政权，比秦朝更依赖算赋。
老刘家的皇帝，隔三差五，就要宣布‘其除田租’‘除田半租’。
对土地田税的征收，是能少就少。
于是，国家财政严重依赖于田税之外的另一个大税收入，也就是所谓口赋，实则就是人头税。
汉律规定，所有人，包括诸侯王和列侯，每年需要缴纳一算（百二十钱）的税赋，商人和奴婢倍之，另外，年十五还不嫁人的女性，也倍之。
到刘彻即位，宣布商人的人头税，加了一条，汉人奴婢以五倍之。
这笔人头税的收入，在整个汉室至今五六十年的历史中，在多数时候，是超过了田税，甚至是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汉室天子也借此政策，完成了其君权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铺垫。
道理很简单。
自周以来，税赋分开。
税是国家开支，用来养官吏，以及应付平时开支。
而赋则是天下百姓和官民，供养天子，为其营造宫室、陵寝以及编组军队，抵御外侮的。
当皇帝的小金库里的钱比国库里的钱多的时候。
丞相、百官，自然都要给皇帝跪下唱征服。
因此，汉室对户籍的管理，实际上比土地严苛。
至少土地允许买卖。
而户籍，却禁止随意脱籍。
依照汉律规定：诸脱户籍，家长徒。
家族里有一个人脱籍逃亡，户口本上的户主就要被叛徒刑。
太宗皇帝时，车骑将军郅候薄昭也曾经写信给淮南厉王刘长说：亡之诸侯，游宦士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
而事实也是如此。
太宗皇帝十四年，河内郡守坐‘知亡人脱亡名数，以为保，免’。
一位相当于********的巨头，因为企图亡匿一个脱籍者，被摘掉了乌纱帽。
但在目前，汉室的情况，却并非是逃亡百姓过多，以至于朝廷不得不收紧律法，严苛打击逃亡士民。
目前，汉室国家总体上轻徭薄赋。
皇帝慷慨大方，挥挥手，就是田税三十税一，赋税永不加赋。
在实际上，普通自耕农和小地主甚至佃户，并不需要逃亡和隐匿。
因为，假如他们逃亡和隐匿在那些豪强地主名下，在实际上，他们要遭受更严重的剥削。
就像齐鲁地主那样，地主豪强不把自己的奴婢的最后一滴血榨干是不会罢休的。
更何况，著籍对普通百姓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
首先，就是可以合法的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
依照汉律规定，被登记在册的土地和家宅以及个人财产，受到国家保护。
土地买卖需要由官府作保，并登记在册。
没有人敢随意侵害和伤害他们的合法权益。
记载在石渠阁档案里的那一个个各种坐‘伤人’‘侵人民田’‘不偿人责’‘役使过律’而被一撸到底的列侯，足以惊醒大多数贵族。
至于地方上的豪强要是敢随意横行不法，那么，地方郡守一定很乐意在给自己增添一笔政绩。
当然，这并不一定。
毕竟，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
地主权贵和官僚有太多办法对抗法律了。
但总体而言，当前天下，大体平稳，小老百姓即使活不下去了，也还有路可走，无论是南下去东海郡拓荒还是北上安东，都是一条路。
官府还会统一组织，安排路上食宿呢！
至于关中就更简单了。
地主稍微苛责一些，人家就跑去上林苑了。
只要勤劳肯干，是饿不死人的！
其次，著籍还可以获得赐爵，汉家的爵位是可以变成钱的，皇帝隔三差五的赐爵，其实就是在发放福利，百姓可以在自己日子过的艰难的时候，卖掉自己的爵位，而买主通常是商人和地主。
所以，当前天下户籍工作的重点其实并不是瞒报和漏报，隐匿人口。
因为地主和豪强们，早就被酷吏们‘调、教’好了，没有人敢在没有收买好地方官前就能安全无虞的瞒报和隐匿人口。
何况，现在瞒报和隐匿人口在经济上并不划算。
所以，现在汉室的户籍问题，实则是地方官虚报和乱报人口与土地数量。
为了升官，下面的官员，尤其是关东的地方官，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做的。
区区捏造户口和田亩数量，又算个什么？
有良心的，虚报个一成，没良心的，虚报三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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