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李向东发现，壮局长在华侨乡亲中是很有些位置的，一则他在市县当教育局副局长局长这么多年，帮了许多人，一则各社团捐资兴建学校，与他接触得多，再就是壮局长很得人心的讲话。他不像李向东说的是一种客套呆板的大道理。他说的是家常话，且到了哪个社团，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出人家为家乡建设做出的贡献，说得那些华侨乡亲眉开眼笑，心里喜滋滋的。
李向东还发现，华侨侨领们跟自己在一起，多少是有些儿巴结的意思，想你是市县的第一猛人，自己能凑个近乎也是能抬高一下自己的身份，想哪一天回到市县，见见你，你也有个印象，因此，总拥在你前后，但那话说得却是拘束的，甚至也没什么话要说，多是些天气哈哈之类的。
但是，与壮局长在一起，他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什么都自如了，说家乡的事，说国外的事，说彼此的熟人，有时竟说得眉飞色舞，搭肩拍背的，很自家人似的，那壮局长便比那统战部长还统战部长了。
李向东不是那种嫉才的人，倒觉得壮局长在这方面有他的长处，只是这个人圆滑一点，小动作多了一点。一个人，你不能要求他十全十美，不能要求他没做过错事，问题在于，你能不能控制他拘束他，发挥好他的长处。
这时候，李向东想的就是这个，他觉得，只要能控制壮局长，在建新学校时，健全必要的制度，防止他钻空子，他还是一个可用之人的。
参观完金门大桥回到酒店，李向东就跟壮局长谈华侨捐资建学校的事，说这么多年来，华侨乡亲对家乡的支持其实是很大，但是，这些年，却没见建成一所像模样的学校。
壮局长连说：“是的，是的。”
他说，华侨对家乡建设很大因素还停留在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他们更热衷于所在村，所在镇的捐建学校，因为他们年青年少时曾在那里生活过，对那片土地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
他说，再一个原因，就是在村在镇，要办一件事，化的钱不多，比如建一所村级小学，镇级学校，没市区建一所学校投入那么多，一个人独资捐建也能承受得了，名声又好听，特别是村一级的小学，因此，这些年，华侨乡亲捐建的多是这一类小学。
壮局长说：“现在，搞村一级学校，已经是一种浪费了。”
他说，市县在发挥华侨优势这方面，似乎走进了一个怪圈，不是有目的进行引导，而是任由华侨自由发挥，好像有钱就能说了算，想在哪建学校就建学校。但是，建一所学校是要考虑生源的，考虑人口分布情况。你在一个小村子里捐建一所学校，政府要派出相应的师资，但生源足不足呢？生源不足，就是一种浪费。华侨捐资建的学校达不到最大的利用率，政府派出的师资也发挥不到最好的效果。
他说，计划生育后，人口生长率的下降，以及农村居住人口逐渐向城市迁移，他们教育部门也不提倡在下面建学校。他现在在市区搞一所这样的学校，就是希望用一种引导的行为，改变过去那种情况。
李向东听得连连点头，想这壮局长还是很有自己一套的。
这时候，杨晓丽过来了，问他们在谈什么？李向东说，谈华侨乡亲捐资建校的事，谈市县村镇学校饱和的情况，谈如何引导华侨乡亲在市区建新学校的探索。
杨晓丽见他们谈的是正事，就收敛了笑。这时候，李向东和壮局长都半躺在床上，头枕着枕头，杨晓丽在李向东的床上坐下来。
她说：“怎么引导呢？华侨想要在哪建学校，我们能引导吗？非要人家到市区去建学校人家未必愿意，人家建学校有为家乡办公益的慈善之心，但也不要否认，还想挣点面子，有一种光崇耀祖的意思。如果在市区建学校，一是捐的钱很可能不够建一所学校，二是失去了光崇耀祖的意义。”
李向东说：“所以，就要引导呀！就像这次建新学校一样，先把新学校的规划弄出来，然后按每幢教学楼的建造价进行募捐，谁募捐了某一幢教学楼，那幢教学楼说以他的名字命名。”
杨晓丽笑了，说：“有人愿意这样，但更多的人不愿这样。他们更喜欢捐整座学校，捐同一样的钱，在市区只能建一幢教学楼，还不如在镇村建一座学校影响更大。”
李向东说：“村镇现在的学校不是饱和了吗？”
杨晓丽说：“那我们也不能打击华侨捐资家乡办公益的热情呀！”
李向东说：“捐资为家乡建学校，本是一件好事，但这不再是好事，而是一种浪费时，那就失去了他本来的意义了。”
杨晓丽说：“人家把钱送到你手里，我还说人家是浪费，人家会怎么想？你说引导，那是好听的，人家认为你那是在指挥人家，要求人家。乞丐倒比施舍的还大气了。”
她说，这次来，不是不有好几个社团和华侨要捐资在自己乡下建学校吗？你怎么引导，你说个不字，人家这钱就不捐给你了。
李向东笑笑说：“首先你这个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思想就要解决好，你的思想都不通，就更没办法引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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