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调查公路局那笔款的去向上。那笔款是公路局局长同意支付的，财会人员也说是局长提现的，但是，那局长一口咬定是给了李向东。
老高问：“有证据吗？你怎么能证明你给了李向东？”
那局长说：“没有。”
他说，这种事怎么能留下证据呢？不过，有人可以证明。
老常说，他在场。他说，当时，那局长是在他的办公室，把装了钱的黑皮包交给李向东的，后来，蔓莉处长没，就不知道李向东有没再交还给那局长。老高还想找到更有力的证据，但是，那五封写给地级市纪检部门的投诉信都是匿名的，无法查实。
于是，就形成了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各有各的说法。公路局局长很委屈。他说，他确实给了李向东。老常说，他不能保证那黑提包里装的就是钱。李向东说，根本没有的事。他根本就没有在老常的办公室里接过那局长交给他的黑提包。
人证能说明问题吗？因为人证被冤枉的案例还少吗？所以，老高更注重物证。
明摆在那的物证，便是那局长的的确确拿走了二十万。不管这笔款最后到了谁手里，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那局长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公路局局长只得自掏腰包把那二十万垫上，只得接受组织上给一次记大过的处分。
李向东从那小楼屋出来了。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光彩，毕竟，有人认为，以大欺小，那局长吃了闷棍，冤枉至极。
到底谁被冤枉？
只有李向东、老常和公路局局长他们三人知道。
市委书记问老高：“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案子办得不咸不淡的。”
老高说：“我已经尽力了。”
市委书记说：“就不能有更好的结局吗？就一定要悬在那里不上不下吗？”
老高说：“我也没料到会是这么个收场。我的确是尽力了。”
市委书记说：“你可是地级市纪检部门的第一人！”
老高自嘲地说：“浪得其名，都是是一些外行送的，没实际价值。”
市委书记问：“凭你的经验分析，出现这样的结果？会有几次可能？”
老高说：“三种可能。”
他说，一种是像老常、公路局局长说的那样，李向东拿了。他知道证据不足，怎么也不承认。
他说，一种是公路局局长和老常拿了，他们当然不能坦白，硬说是给了李向东。
他说，还有一种可能是公路局局长自己拿了，老常和他关系很好，为了保护他，串通起来，把负责推给李向东。
市委书记问：“你更趋向于哪种可能？”
老高没有回答市委书记。
他说，第一种可能不是没有，只能说是证据不足。我们不仅要有人证，更注重物证。有时候，人证是不客观的。比如，那局长和老常有可能串通起来的冤枉李向东。
他说，第二种可能也是存在的，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就把钱分了，但是，败露后，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不得不冤枉李向东。
他说，第三种可能就复杂了。老常为什么要保护公路局局长，串通公路局局长陷害李向东呢？有没有可能是李向东得罪了他们？
老高说：“这些都只是猜测，仅供你参考。”
市委书记问：“在整个调查中，你认为，李向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老高说：“撇开这个事件不说，李向东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导干部。他办事的能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但是，他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
他说，我想，对你还是实话实说。有些事，让你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他说，他和两个女人在一起。
他说，现在，这种事，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说出去总是会有影响的。
市委书记说：“有这种事？这李向东他要干什么，总要给我出些难题。”
这些天，市委书记总忐忑不安。他清楚地记得，为了争取省厅那笔拨款，他曾经向老常和李向东交代过，如果有可能的话，要想尽办法打通曼莉这个环节，想尽办法是什么？当然也包括用钱去疏通。如果有人把这话捅出去，这麻烦事就会找到他身上了。
他想，李向东办事怎么这么不牢靠？想老常和公路局局长到底在搞什么鬼？他把这三人都各打五十大板，想以后还怎么放心要他们去办事？
这时候，又听说，李向东还有什么两个女人，他心又焦虑了，想这事可大可小，不知道的话，还可以推卸责任，说工作忙顾不上下面的生活作风问题，但是，知道了，不处理，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他打电话给黄，叫他马上到他办公室来。黄不知是什么事，放下电话就赶过来了。一见面，市委书记就问，你不是和李向东住对门吗？你不是和李向东交情很深吗？你告诉我，他是不是有两个女人？黄愣了一下。虽然，早就做好了准备，早就想到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却没想到，问他的竟是市委书记。
黄说：“有这事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市委书记反问道：“你会不知道吗？你真会不知道吗？你别给我装糊涂！”
黄按事先想好的应付办法应付着市委书记，说：“这可是不小事，李向东不可能不知道，如果，真有这种事，我想，他会瞒得严严实实，即使像我和他这样的交情，他也不会让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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