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之前，王雷关注过这个位面中国的情况。两个位面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情况都毫无区别，还是那一批的国家领导，国内的经济情况和国家政策也和自己的世界没有任何区别，依旧是那个刚刚结束十年动乱，刚刚痛打越南猴子，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
这个时代的中国，正是日本家用电器产品大量涌入的中国遭受热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青年男女结婚时的梦幻三大件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稍差一点的普通三大件，则是手表、自行车、收音机，是个万元户就可以牛逼哄哄，也是中日友好气氛最佳的时代。
王雷这批来自日本的国小毕业生刚下机，都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人热烈欢迎。行李托运方面，自然有中方的相关人士帮助。
和王雷一起来中国的那些同机的“魔鬼国小生”，他们的行李里，装的是玩具、零食、衣服以及体育运动器材。
王雷则带了两包的行李，小包装的是换洗的衣物、食品和少量的书籍，而那个一米多高的旅行袋里，则装满了他在日本买来的电子产品：比如上百块电子手表，十来台小收音机，数台第一代的掌中宝电子游戏机等等。
为了把这些东西装上飞机，他事先说服领队，然后领队和日本方面的海关人员说明，这些电子产品全是日本的“小朋友送给中国小朋友”的“礼物”，这才得以“免关税”放行。
但实际情况却是，聪明的日本领队在得到“小田龙政”的提醒后，也聪明地夹带了大量自己买来的私货，借机“免关税”送入中国倒卖挣点小钱。出中国海关时，领队用同样的理由规避了中方海关的拦截，将一吨多重的货物从机场运出顺利地装上了车。至于这些东西事后怎么销赃挣钱，他自有一手。
也因为这样，日本领队和王雷关系变得非常地好，事后一直对他狂竖大拇指称赞他不愧“神童”之名。
王雷带这些东西到中国，倒不是为了挣这点小钱，只是他在中国想做一些事。有这些小商品开路，比他这个外人眼中十一岁的“小学生”直接掏出日元贿赂更方便，也更安全得多。今天的王雷本人是不缺钱的，母亲和另一个“神秘的人”每月固定的汇款，足够让他在神奈村过上很舒服的生活还有剩余。就算没有这两笔收入，今天的王雷身上拥有的三种特殊能力，其中一种恰恰就是最容易挣钱的能力。
来到中国的首都后，依王雷本人的要求，他被安排和流川枫住在了一个宾馆房间里。选择流川枫的原因，不是因为王雷是他的粉丝，而是王雷认为这个成天装酷的面瘫冷酷“小学生”，看去很自我很封闭，也不多事，恰好符和他的要求。若是和旁边那些叫大空翼什么的热血小屁孩混一起，成天被他们缠着，那是什么私事都做不了。
到达北京后的前一个星期，包括“小田龙政”在内的，这批来自日本的“魔鬼国小生”在官方的安排在首都各个景点旅游，八达岭长城、紫禁城甚至包括主席纪念馆，王雷都随队过去转了一圈，他没有发现自己过来的PQ17世界不同的地方。
在此期间，日方领队山本一夫，也将偷偷夹带进中国的一吨多重的，名为“日本小朋友送给中国小朋友的礼物”，托关系倒卖得干干净净，最后仅余下了百来块电子手表留作“礼物”。事后他和王雷分红时，王雷不要日元，反而要求人民币结算，最后分到了整整三万人民币，这在这时的中国是很大一笔钱。
当时，日方领队山本一夫对王雷的作法很是不解，问道：
“小田君，三万人民币，在现在中国是一笔非常大的巨款，你要这钱做什么？”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早就通过双方的交流，发现小田龙政根本不像是一个十一岁的国小毕业生，反而像是三十岁的成人，有着极完善的逻辑思维和社会见识。所以他对他的称呼，也不是对小孩子的“小田小朋友”，而是换成了“小田君”。
王雷答道：
“这个夏令营结束后，我想在中国待一段时间，去一些地方旅游。相关旅游签证之类的手续还请山本老师帮忙了。”
“这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山本一夫倒也不是多事的人，一口答应了王雷的要求。
在北京的七天，王雷也不是简单地跟着团队到处旅游。他除了花时间去主席纪念堂和紫禁城转了一天外，余下的时间皆是请假托病没有参加活动，为自己争得了六天的自由时间。
这六里，他找到宾馆的经理，掏出一把日元作为“小费”，叫他帮自己雇个“老北京”帮忙带路，然后在北京市内租了一辆车就在北京城内乱转。
中国宾馆的经理，对着这位满嘴标准普通话的日本小学生惊讶万分，王雷为避免麻烦，当时直接对他说自己的父亲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从DNA的角度来说，王雷这种“我是我爹”的奇异身世，他说父亲中国人，还真不能说他是在说谎。
在北京，王雷用了三天的时间，在各处的图书馆和旧书旧货市场转悠，在洒出了几百元和几块电子手表为代价，就轻易地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书，一些在日本极难找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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