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松山、锦州的明军在这时候还不知道汝宁军正在策划救援行动呢。而朝廷虽然没有给予汝宁军兵源上的支持，但也可以完全放任汝宁军的行动。毕竟这也是唯一能救援出松山、锦州明军的机会，怎么样也应该让汝宁军试一试吧！
但是，陈新甲的献策却扼杀了松山、锦州等城明军最后的生存机会。
到了此时，别人可以拖延着不解决辽东的困局，而在军事事务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则走投无路了。在万般无奈之下，他终于又想起了尝试过几次却从来没有成功过的“款和”政策。
而恰好在这时候，在辽东的督师杨绳武为了敷衍朝廷的出兵救援命令，就向朝廷传回了战报。而在这战报上说：辽东大雪深丈余，清军寒冷缺粮，想要和谈。其实现在清军已经完全占据了辽东战局的主动，又怎么会把锦州、松山等城的明军放回，来个放虎归山呢？所以这完全就是明朝上下一相情愿的误传。
但这种误传落到陈新甲的手中，顿时让他如获至宝。并且这战报还提醒了陈新甲：尽管此前袁崇焕和杨嗣昌曾先后提出对清用“款”的策略，都遭到了皇帝和朝臣的一致否决，但在目前这样严重的军事危机面前，又根本没有办法调兵遣将，唯一可以试一试的也只有和谈这一途了。
其实，在这以前，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再次探讨过了“款和”的问题了。前兵部尚书傅宗龙刚从狱中释放出来出任陕西总督时，在行前就曾同陈新甲议论过对清构和的问题，而傅宗龙离京前又对大学士谢升谈及此事。
之后，谢升感到扫平辽东已经绝无希望，就在召对时秘密向崇祯皇帝汇报了陈新甲的提议。自从袁崇焕以通款的罪名被杀，杨嗣昌因提倡构和遭到朝野上下同声痛骂之后，与清方和谈已经成了崇祯朝议论国事的一个禁区。主战派高举夷夏之别的旗帜，慷慨激昂却拿不出什么可行的对策；而一些对国家形势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明知尽可能同清方构和是暂时摆脱危机的一个办法，却不敢公然提出来，怕被人指为通敌的汉奸。
而崇祯皇帝自己也深受着舆论和传统观念的制约，生怕担当一个向夷狄屈服的千古罪名。可到了此时，险恶的形势却逼迫着他不得不考虑这一“下策”了。
崇祯皇帝立即为此事召见了陈新甲，而且表面上摆出一付绝不向“鞑虏”屈服的姿态，对陈新甲切责一番。但陈新甲和谢升却都明白，皇帝进行这次秘密召见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对议和的事情感兴趣。
因而陈新甲一面谢罪，一面却申述着自己的理由，谢升也在旁边极力劝说：“如果对方真肯议和，和局还是有利。”崇祯皇帝沉思半晌，才终于表示同意陈新甲的建议，但要求陈新甲一定要机密行事，一切都要暗中进行，千万不能让朝臣们听到风声。
但无所不知的言官们还是听到了风声。有几位御史、给事中去向谢升询问有关情况，谢升对他们说：“皇上力主议和，诸位请一定不要多说。”言官们却为这些话立刻上章弹劾谢升，说他“昌言于众，以暴扬皇上之过，大不敬，无人臣礼。”
崇祯皇帝为此也十分恼怒。他对于同清方和谈本来就羞羞答答，很不愿意让人知道，很怕被人议论成昏君误国，谢升却一下子把事情搅得满城风雨。按照他一贯的脾气，谢升弄不好就有不测之灾。好在当时他正在一意更始维新，多日来对朝臣的态度出奇的和缓，这一次也只是对谢升大大责备了一番，最后仅仅削籍为民了事。但对于事件中涉及的议和问题，他却一直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表明态度。
身为一国之君，对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如此遮遮掩掩，反映了崇祯皇帝性格方面的致命弱点。而对这一重大决策的这种态度，又从根本上决定了议和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从崇祯十五年年初开始，同清方的和谈还是极其机密地进行了，一切重大事宜都是由崇祯皇帝亲自筹画决定的，而具体安排执行的则是陈新甲。
因此，为了防止影响和谈，陈新甲就通过兵部，向吴世恭下达了停止出征的谕令。说实话，原先吴世恭就对此次救援有些三心二意，可是当朝廷竟然真的阻止汝宁军出征救援的时候，吴世恭忍不住有种无力感，接着又有种解脱感，他发觉，自己对大明朝该尽的义务都已经尽完全了。而大明朝的将来，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所以说，陈新甲等人“款和”的提议可能是明智的，但在此时提出却是致命的。从小的方面来说，这就断送了锦州、松山等地的明军；从大的方面来说，这就让大明朝向亡国的深渊里更滑下了一大段距离。
接着，吴世恭就停留在镇远城，一边主持着大军加快修筑城池，一边冷眼看着天下大局的变换。
崇祯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农民军决定以火药炸开开封城城墙，于是派勇士冒矢石，在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城墙墙砖挖掘下来，然后掘成深丈余，广十丈余的大洞，用布袋装火药数十石填塞其中，牵出引线。又于洞口布置了骑兵和步兵，准备城墙炸塌时一举突击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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