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吴世恭就与玄默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亲切交谈了。他们约定，各负责河南的南北剿匪，并且交换信息、通力合作，尽快把河南全境先平定下来。
在这之后，俩人也将互相配合，尽量挡住农民造反军再入河南。为此，玄默也答应了吴世恭，给了吴世恭汝宁、南阳、归德和汝州的二十名低级官吏的名额，让吴世恭自己指定，只要到巡抚衙门报批，吏部留档即可。
应该说，玄默对吴世恭是全方位支持。虽然他也有着自己的目的，但这样的支持，使得吴世恭与玄默立刻结成了同盟。
在俩人相谈甚欢的时候，洪承畴也意外地来到了后堂。一见玄默和吴世恭，他就笑着说道：“本想向玄抚讨要一人，没曾想玄抚捷足先登，本督也君子不夺人所好了。但想与俩位聊几句，不知欢迎否？”
洪承畴见到玄默和吴世恭先后离开了宴会，也按捺不住离席寻找而去。可一见到吴世恭和玄默谈笑风生，就知道自己是来晚了一步。
于是洪承畴索性加入了交谈，三人在一番讨价还价以后，达成了以下的协议：
吴世恭将无偿供应洪承畴大军五千石的粮食，并且允许洪承畴赊账一万石。如洪承畴有要求，汝宁军将出兵押送粮草，保障在湖广剿匪的官军粮道的畅通；
汝宁军与玄默的河南官军将联合行动，尽快剿灭遗留在河南的乱匪。之后，在保证挡住农民造反军再入河南的基础上，在五个月以后，吴世恭将亲率不少于六千的汝宁军加入到洪承畴的剿匪大军中去；
洪承畴对吴世恭提出的：在信阳至武昌段的沿途设立粮仓的构想大力支持，并发文沿途官府让其配合汝宁军执行；
洪承畴将在剿匪军费中每月挤出五千两军饷支付给汝宁军。
这个协议也是各得其所。对于吴世恭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打通了通过信阳去长江的道路。而洪承畴也没了后顾之忧，至少节省了大量负责运粮的部队。而且在五个月后，又有了汝宁军这支生力军的加入。至于玄默，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安心剿灭在河南的乱匪了。而且洪承畴给汝宁军的军费，也多少能够减少一些河南地方的开支。
不过在这次商议中，虽然吴世恭还是毕恭毕敬地把自己摆在最下首的位置，但从商议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他已经与洪承畴和玄默处在了一种平起平坐的状态中了。
之后的吴世恭并没有去信阳，他要尽快地做出调整，迎接这一巨变呢。而其余的各支明军也先后赶往了信阳。不过其他的明军基本都没什么大事，只有左良玉的部队与汝宁军摩擦了几次，在损失了几百人以后，灰头土脸的左良玉赶到了信阳。
一到信阳，左良玉立刻向洪承畴告状，可心情甚好的洪承畴根本没有理睬他，因此，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崇祯八年四月，洪承畴在信阳召开军议。在军议中，洪承畴提出：“制贼当有长策。我至豫而贼走秦，我走秦而贼又走楚豫……今当分信地扼。”
洪承畴这个计划的要领还是全场紧逼加区域防守。要知道，此时的洪承畴可是三边总督兼五省总督，大明的半壁江山都要靠他来保护，权力很大，责任也很大。
按照洪承畴的部署，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邓玘、陈永福、张应昌等人各领几千人马分头驻守陕西、河南、湖广之间的隘口要塞，防止农民造反军流窜山西、湖广、河南。
命山西巡抚吴甡严守黄河渡口，防止农民军由陕入晋，企图将入陕的农民军堵死。而洪承畴亲率曹文诏、贺人龙、艾万年、张应昌等主力部队回到陕西，负责指挥消灭陕西境内的农民造反军。
这个计划从表面上看绝对没有问题。可是这时候的形势又改变了，农民造反军在经过了几个月以后，实力有了很大的不同。
之前，张献忠部来了个避实击虚，从安徽南部率军西进，经霍山、英山入湖广，与老回回、过天星等部会合，长驱向西，经枣阳、襄阳，循郧阳故道，进入商州，占领兵力空虚的陕西地区经商州再次与高迎祥会师凤翔。
鉴于陕西官军出潼关进入中原，农民造反军诸路也尽数归秦。完全与官军捉起了迷藏。而这时陕西的情况是“残破已极，灾荒异常”，农民们求生无望。于是在大队农民造反军入秦后，饥民踊跃加入，参加造反的总人数很快就达到二百万人以上。
乖乖隆地洞！二百万人！是实数，不是虚数，这几乎接近了陕西的一半人口。因此可以这么说，除了城池内的人以外，陕西全境的人口几乎都造反了。
不仅如此，通过连年征战，农民造反军已经练出了一些强军。更主要的是，他们在连连获胜以后，有胆量与官军主动作战了，而不是象以前一样被动抵抗。
于是洪承畴的计划就出现问题了。很显然，官军总兵力本来就不多，面对庞大的农民造反军己经力不从心，现在又让各支部队去分兵把守，那么用于追剿的部队就更少了。
而此时农民造反军人数比以往有了很大的增长，常常是官军的几倍到几十倍之多，面对占绝对多数的农民造反军，官军没有取胜的把握，无法实现洪承畴在陕西围剿农民造反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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