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工业技术方面，连续出具这种跨时代的东西，虽然在国内懂行的人面前显得有些突兀，但放在整个世界来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人类的知识积累，或者技术的突破，有时是渐进的，有时也是跃进的。某人在某一时间，先于别人发明了一种技术或工艺，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甚至也有运气的成分。
武爱华正是利用了这种复杂性，通过从系统兑换的专家，再借用国家技术局这样一个平台，在别人不知不觉的状态之下，稳步地推动着国家的发展。
作为一国元首，武爱华考虑问题自然不能像此前作为一个地方军阀一样，什么来钱就研究什么生产什么，在技术的兑换与现实化问题上，武爱华委托国家技术局的“特聘专家”们，对未来影响人类生活的技术进行了梳理与分类，并制定了厚达200万字的而且是“绝秘版”的《中国技术发展规划》，涉及到的技术及设备项目多达17536项，覆盖了基础技术、国民经济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这些项目中，既有后世天朝的弱势项目，譬如材料技术、发动机技术、机械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也包含着后世天朝的后发项目，譬如生物技术、通讯技术、电子技术、环境技术等。
而先发展哪一种技术后发展哪一种技术，一是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紧迫性”加以确定；二是根据世界研发此类技术的一般进程来确定。
譬如前面讲到的采煤或采矿机器设备，隧道工程设备等，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会得到超前发展。而除了上面两项外，得以“超前发展”的还有包括火电与水电技术在内的电力技术，汽车与舰船都离不了甚至整个国家都离不了的发动机技术，以及虽然不那么紧迫，但其他国家已经发明并正在逐步完善的一些技术譬如电视机技术等。
系统的技术是成熟的，系统的生产工艺也是成熟的，惟独我们的技术专家对之并不熟悉，我们的产业工人并未掌握相关的工艺。也因为如此，1939年的中国，很多新开的工厂都带有实验性质，属于实验工厂；他们第一个任务是熟悉技术操作流程以及设备特点，第二个任务则是培训熟练的产业工人，第三个任务才是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这也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1938年底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已经达到800万人，但除了闽粤地区工厂的技术水平高一些外，其他很多工厂，都是手工劳动，作坊式的生产。这种没有接触过大机器生产的工人，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工人。
而根据国民经济《三年规划》，到1941年底，中国至少需要3000万掌握一定生产技能的产业工人。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呢，只有从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但又从事着其他职业中的人中选择。在乡村，凡是能认300字左右的农民，都被政府或企业动员到企业中去工作，至于文化和技术的不足，则以“夜校”和“技校”的方式弥补。
即便这样，产业工人的数量依然不足。
好在武爱华与德国的关系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中国引进犹太人的进展相当顺利。在与德国签定相关协定的1938年，就引进了5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15万左右的熟练工人；而1939年引进的犹太人则高达120万人，能够进工厂从事相关技术工作的人员近40万人。
这些犹太技术工人，在汉语学校进行了约一个月的简单汉语培训后，就开始到各地企业“上岗”。当然，他们的待遇是优厚的，日常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小区。不过，在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企业里，犹太人必须与企业签订一份“技术保密协议”。
在大量普通犹太人涌入中国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上层人物也到达了中国。根据与犹太人的有关协议，这些家伙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同时，也获得了武爱华和中国政府的支持。
不过，犹太富翁在中国的投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行为，而是有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在金融型企业的投资，犹太人的股分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在资源型企业的投资，犹太人的股分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只有在竞争型的生产企业里，犹太人才可以享有完全独自的机会。
而且，在雇佣人员上也有特别的要求：金融型企业，中国籍雇员不能低于百分之五十；资源型和竞争型企业，中国籍雇员不能低于百分之七十。
当然，这一规定并非天生就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所有外国投资者的。
金融型企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如果外国投资者的股份太多，并不利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整体推进，甚至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造物主对这个国家全体居民的恩赐，理当由这个国家进行开发或主要由这个国家进行开发，以享受这种开发带来的各种便利。如果这类企业允许外资占主要股分，损失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甚至会带来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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