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的意见是由中国谈判代表集体商议的，具体内容有：第一，日军必须从中国大陆境内全部撤军，包括原来一些协议允许的驻军譬如上海驻军、华北驻屯军等，都必须撤走；第二，日本关东军必须撤至1931年9月18日之前的位置，且整个东北的日本驻军不得超过1个师团；第三，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必须在停战协定签定3个月内全部撤走，日军在东北之关东军，必须在停战协定签定后1年内撤走。
此外，中方的意见还包括：在停战谈判期间，日军华东方面军第4军，必须维持好当地治安，不得再从事危害中国安全与利益的活动；华北方面军，也不得再发起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否则，将视为日军单方面开战！
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充满着火药味。首先，日方对上海驻军、华北驻屯军的意见与中方完全相反，他们要求完全按当年协议执行，而且这些涉及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协议，中华民国政府也是承认了的。此时，中方代表团提出此问题，纯属节外生枝。
其次，关东军问题与中国政府并没有关系。因为，东北现在并不属于中国，而是满州国。日军驻扎在东北，是满州国同意的。中方提出关东军问题，是干涉他国内政，日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
张学良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谈判，是靠实力说话；而在每个人或集团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同样靠实力说话。
也许，他当年丢掉了东北，内心有些愧疚，如果通过谈判能把过去失去的东西拿回来，对于张学良来说算是去了一块心病。
显然，张学良在此犯了一个一厢情愿的错误。
对日本人的反驳，张学良无言以对。而武爱华与傅林对此并不表态，更让他有些难堪。在张学良看来，我要求把东北收回来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国防军不支持？
如果是其他人，武爱华也许会给对方做做工作，说一说国防军真正的打算。但对于张学良，武爱华却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
在武爱华看来，张学良这种人，属于后世典型的“二世祖”、“官二代”，以为继承了老子的军队，就觉得与老子一样是大帅了。这样的人，大多数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
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军事谈判宣布休会一天。
在日本代表离场，石原莞尔对着武爱华说了一句，“武将军，听说你那里有中国美酒，不知我是否有幸品偿？”
“呵呵，喝酒，小意思而已。”武爱华也笑着答道。
如果武爱华不懂石原莞尔的意思，而做出其他回答，也许就没有这次会面了。石原莞尔属于一个天才人物，他自然不会真的想喝中国美酒，要喝酒哪儿都可以喝。显然，他是找一个想与武爱华单独会谈的借口。
而武爱华的回答表面上很随意，实际上是同意了石原莞尔发出的建议，同时也表明了武爱华对如何“喝酒”根本不在乎，不管怎么样，都是“小意思”而已，显示出一种强大的自信。
次日，石原莞尔在一名护卫的护送下，低调地到武爱华住处拜访。为了名义上看起来是那么回事，石原莞尔手上提了两瓶日本的国酒“清酒”。
而武爱华的桌子上，则摆放着两瓶包装豪华、精美的茅台。
茅台，自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夺得金奖之后，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但是，茅台的产量依然有限，并不具备成为大宗商品的条件。武爱华的商业计划开始之后，专门出资入股茅台，对其进行了产能扩张，同时在景德镇寻找了一家瓷器生产商，专门生产茅台包装瓶。这样，茅台扩能后每年多生产的12万斤（60吨）酒，便全部被武爱华一个人包销。而这12万瓶酒，武爱华将其中的8万瓶全部窖藏起来，只有4万瓶用于国防军内部供应。
武爱华相信，随着二战结束，和平时代的到来，他手上的茅台，将会成为国际上最顶级的奢侈品。武爱华到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赚多少钱。他这样做，一是小小地扶持一番民族产业，二是在中国的白酒中，茅台确实不愧为“国酒”，值得扶持和收藏。
石原莞尔看到桌上的两瓶茅台，心里也是会心一笑，看来，中国这位实力最为强劲的军阀也是一个有心人呢。他对拜访武爱华之举顿时充满了信心。
“石原君，这是产自我国贵州省赤水河谷茅台镇的一种酒，就叫茅台，尝尝，看味道如何？”
两人并没有寒喧，石原莞尔走到武爱华面前，微微一施礼，便在武爱华面前坐下。而武爱华站都没站起来，直接将酒瓶打开，倒上两杯酒来。
“好酒！”石原莞尔将杯中酒站起来，闻了闻，说道。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说的是人在忧愁、烦恼之时，不妨小酌几杯，也许能够茅塞顿开。”武爱华端起杯子，与石原莞尔碰了一下，一干而尽。杯子小，所盛之酒不超过一两，武爱华的酒量也能胜任几杯的。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说得好啊！我今天来此，就是求武将军为我解忧也！”石原莞尔直接摆明了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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